試析敍利亞—伊朗准聯盟關係的形成原因

沮渠元熙

試析敍利亞—伊朗准聯盟關係的形成原因
作者：張　妮   
　　

摘要：宗教、民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敍利亞和伊朗之所以會形成一種准聯盟關係，既於動蕩紛爭的中東特殊環境有關，也與地緣政治因素有關，更離不開伊斯蘭革命的孕育和兩伊戰爭的契機。而且爲了有更多的迴旋餘地，雙方採取了一種聯而不盟的准聯盟關係。

　　關鍵字：敍利亞；伊朗；准聯盟聯繫；形成原因
　　
　　探討敘—伊准聯盟的起源，首先離不開中東這個紛繁複雜的大背景，它是該聯盟賴以生存的土壤。中東原本就因民族、宗教、領土和文化而矛盾叢生，隨著石油、以色列的出現，外部干涉使中東更加動蕩不安。爲了提升自己的地區和國際地位，在財富和援助的誘惑下，許多地區領導人通過培養與華盛頓或莫斯科的親密關係來利用兩極格局。還有一些國家領導人努力通過與那些想在中東最小化外部勢力的地區領導人合作來提升安全。中東這種反復無常和不穩定局勢導致了許多聯盟的形成。因此，聯盟成了分析中東政治的關鍵，而敘—伊准聯盟便屬於後一種。沃爾特曾區分了從1955—1979年間中東33種不同的聯盟，總體趨勢一直是地區領導者爲了減少另一地區權力或聯盟所帶來的威脅而形成聯盟[1]。敘—伊准聯盟之所以形成主要是爲了應對20世紀80年代來自地中海地區和波斯灣的伊拉克、以色列以及美國的直接挑戰。
　　
　　一、伊斯蘭革命是促使該聯盟形成的最初推動力
　　
　　一方面，革命推翻了伊朗保守的親西方的君主制體，從而改變了伊朗傳統的結盟模式。革命前，同爲親美的伊朗和以色列兩國自然結成了一種聯盟。而伊斯蘭革命的一個核心使命便是反猶太主義。中東第一個巴勒斯坦大使館在伊朗首都開設，並以取消以色列代表團爲前提條件，就是革命對伊朗在阿—以衝突的態度方面所引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的一種徵兆。當保守的親西方政府變成了伊朗顛覆的物件和以色列在意識形態上沒有資格作爲一個盟友時，伊朗尋求找到一個相似的激進的政府作爲在阿拉伯世界輸出革命的過程中的新同伴。由於敍利亞處於以色列的前線並在黎巴嫩對抗西方，所以它有可靠的革命信念。
　　另一方面，伊斯蘭革命爲長期的巴列維的伊朗與敍利亞之間的敵對關係的改變提供了一個契機。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裏，巴列維的伊朗與敍利亞之間都是相互敵對的。親美的伊朗和親蘇的敍利亞之間在外交政策上的定位首先是衝突的；其次，關於胡澤斯坦等衆多問題使雙邊關係更加惡化，儘管十月戰爭期間，由於伊朗向阿拉伯國家實施援助使雙邊關係出現了短暫的緩和，但是70年代後期，雙邊關係因埃及與以色列鑒定西奈協定而再次陷入危機。巴列維支援薩達特大膽的與以色列首先締結和平條約，從而損害了敘—伊關係。因此，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爆發成爲敍利亞企盼與新的伊朗政府建立全新的外交關係的一個契機，也正是因此，敍利亞成爲繼蘇聯之後第二個承認伊朗的革命政府的國家。
　　
　　二、敍利亞和伊朗反對伊拉克的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促進了敘—伊軸心的建立。對伊拉克的共同憎惡是該聯盟的一
　　個主要支柱
　　
　　1.敍利亞—伊拉克矛盾。敍利亞與伊拉克長期不睦，其原因主要有：（1）同爲復興黨掌權的國家，雙方競相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復興黨；（2）爭奪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在埃及因鑒定戴維營協定而被驅逐出阿拉伯陣營後，雙方矛盾更加明顯；（3）河水分配之爭。敍利亞位於幼發拉底河上游，1976年建成的塔布卡水壩使流入伊拉克的河水流量下降了80%；（4）輸油管道的費用問題。儘管十月戰爭期間，因伊拉克曾派兵援助敍利亞而使兩國關係有所緩和；儘管1978年10月，在巴格達，哈菲茲·阿薩德和哈桑·貝克爾鑒署了一個聯合國家條約，從而加強了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上的合作，但是，之後又由於伊拉克指責敍利亞支援反薩達姆集團，雙方關係惡化並導致兩國互相關閉使館[2]。巴列維的倒臺和薩達特退出阿拉伯條約組織都爲維護伊拉克在海灣地區的領導地位提供了新的機遇。埃及與以色列的單獨和平加強了敍利亞在黎巴嫩的戰略危險。此時的阿薩德似乎只有一個朋友：霍梅尼。因此，敍利亞—伊拉克矛盾變得不可調和。
　　2.兩伊矛盾。兩伊是鄰國，邊境爭端自古就有，主要表現在對阿拉伯河主權以及對胡澤斯坦地區和海灣三島歸屬的長期爭執上。其次，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也積怨很深。在民族問題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歷史上多次交戰，積怨頗深。同時，兩伊分別支援對方境內的庫爾德人獨立運動是又一因素。在宗教問題上，兩伊雖同屬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但分屬兩大教派。伊朗95%的人是什葉派教徒，他們掌握著國家政權;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雖占人口的60%,但遜尼派卻掌握著國家政權。什葉派在兩伊的不同地位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加深了兩伊之間的長期不和。1975年，伊拉克在伊朗和美國壓力下，被迫簽署了有利於伊朗的《阿爾及爾條約》。條約規定：伊拉克以阿拉伯河全部水域按主航道中心線劃界爲代價，換取了伊朗放棄對伊拉克境內庫爾德族遊擊隊的支援。《阿爾及爾條約》簽署後，兩伊都沒有認真遵守，邊界武裝衝突頻仍。隨著革命後霍梅尼輸出“伊斯蘭革命”造成伊拉克南部什葉派聚居地區動蕩和對伊拉克的統治階層構成的嚴重挑戰和薩達姆欲實現地區坐大使兩伊矛盾激化。
　　
　　三、霍梅尼政府和阿薩德政府在內政和外交上互有需求
　　
　　1979年扣押美國人質事件使美伊關係跌入深淵並導致伊朗在國際上的孤立，霍梅尼政府受到了國際經濟和外交制裁；1980年伊拉克對伊朗的入侵意味著霍梅尼政權非常依賴哈菲茲·阿薩德的外交和軍事支援；在薩達姆開始大規模的侵佔伊朗領土並努力把戰爭描述成阿拉伯—波斯衝突時，這種支援對於避開失敗和避免孤立是必要的。從內部看，伊朗政府面臨著混亂的革命政治和庫爾德人、俾路支人和別的民族的反抗和起義。哈菲茲·阿薩德也不比霍梅尼好到哪里去。長期以來，敍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一直在追殺他，敍利亞人懷疑伊拉克人參與了謀殺行動，這正如伊拉克人懷疑敍利亞人參與了大約一年前的反薩達姆的政變陰謀。除了伊拉克之外，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甚至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被懷疑支援了反阿薩德的穆斯林兄弟會。在阿薩德看來，與伊朗什葉派伊斯蘭政權結盟，除了有助於從沙烏地阿拉伯勒索更多的援助並獲得伊朗廉價的石油外，還有助於他反對敍利亞穆斯林兄弟會運動以及改善他與黎巴嫩的關係。由於大馬士革和德黑蘭的這些內外擔心，所以以宗教爲基礎的霍梅尼政府能夠與世俗的復興黨政府結爲盟友。

四、兩伊戰爭提供了一個把正在萌芽的敘—伊友好關係轉化成正式的准聯盟的機會
　　兩伊戰爭爆發後，大馬士革給伊朗提供軍事供給和外交援助，使雙方關係更爲密切。實際上，維持和擴大同盡可能多的阿拉伯國家的友好關係對於改變現存局勢和驅散海灣戰爭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敵對衝突延續的觀念都是至關重要的。但在戰爭爆發後兩周內，敍利亞保持沈默，它在焦急的等待去看伊朗能否在伊拉克的襲擊下存活。當伊朗承受了最初的打擊並隨打擊而發展時，大馬士革便打破了沈默並譴責伊拉克的入侵是“在錯誤的時間對錯誤的敵人發動的錯誤戰爭”。在戰爭的開始階段，最顯著的敘—伊合作反對伊拉克進攻的例子出現在1981年春對瓦利德的襲擊。瓦利德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伊拉克的大部分戰略轟炸機（Tupolev TU-16 Badgers,TU-22 Blinders）和運輸機（Ilyushin Il-76s,Antonov An-12s）的存放基地，但它位於伊拉克的最西地區，超出了伊朗空軍的有效範圍。爲了確保伊朗作戰飛機到達瓦利德，在行動期間，敍利亞不但允許伊朗飛機飛過其領空，並且給完成兩段航程的伊朗空軍波音707和747運載飛機加油，之後又把被伊拉克反擊炮擊壞而迫降於敍利亞的伊朗飛機上的機組人員送回國。1981年後半年，敍利亞繼續給伊朗提供各種軍事援助，包括培訓坦克隊員和傳送武器及提供有價值的軍事情報[3]。
　　
　　爲了把這種自然形成的敘—伊友好關係確立下來，並使之制度化，1982年3月的12日至16日期間，敍利亞和伊朗官員在德黑蘭簽署了一個爲期十年的經濟協定，還有緊密相關的石油協定和（可能的）一個秘密的武器協定。按照協定，伊朗將每年向敍利亞出口900萬噸石油，後據西方消息透露，敍利亞以28美元一桶的低價從伊朗進口，而此時，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官方價格是34美元一桶。作爲回報，敍利亞每年給伊朗提供30萬~40萬噸磷酸鹽（伊朗的石油化工工業所需求的），後來，敍利亞把它每年的磷酸鹽出口增加到100萬噸，這同伊朗的國內需求基本持平。另外，據報道，在訪問德黑蘭期間，敍利亞副總統阿卜杜勒·哈利姆·哈達姆也同伊朗簽定了一個秘密武器交易。報道顯示，在8月初，幾艘裝有包括130毫米、2—23反飛機大炮榴彈炮、坦克、彈藥在內的船隻離開塔爾圖斯和拉塔基亞港口駛往伊朗[4]。而且，幾架裝有武器的飛機也從敍利亞到達伊朗，這同1982年春伊朗的一系列成功相一致，從而導致伊拉克軍隊從他們所佔領的伊朗領土上被驅逐。這些協定簽署後，敍利亞在4月8日關閉了它與伊拉克的邊境，更關鍵的是，關閉了經敍利亞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管道，作爲回報，敍利亞人不但從伊朗獲得了打折的石油，而且他們還在哈馬和巴尼亞斯港口提煉以供對外出口。伊朗前外長阿裏·阿克巴爾·韋拉亞提（Ali Akbar Velayati）曾說，“這是加強和擴大與敍利亞和伊朗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相關的政治關係的一種方式”。但是爲了在紛繁複雜的局勢中留有更多的迴旋餘地，敘—伊雙方所簽署的這個條約表面上只是一些經濟協定，而並未公開的將安全義務和責任包括在內，按照凱格利(Charles W. Kegley與威特考夫(Eugene R. Wittkopf ) 1999年合著的《國際政治》一書對聯盟的界定，即聯盟是指兩個及以上國家爲了增強它們間的共同安全，通過集合軍事力量、承諾協調政策而簽訂的正式協定。按照這種界定，只有簽訂正式軍事協定的安全合作才可稱爲軍事聯盟[5]。但從雙方表現和歷史事實又可見其隱含著的安全合作關係，因此把敘—伊關係稱爲准聯盟關係。
　　總之，敘—伊聯盟的形成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其中最爲突出的是至關重要的戰略利益的結合，即共同反對伊拉克，以色列和西方霸權。之後，該聯盟又經受住了後來的黎巴嫩—以色列戰爭和海灣戰爭等重大考驗而存續至今，成爲中東最持久且最具潛力的軸心之一。
　　
　　參考文獻：
　　[1] Jubin M.Goodarzi,Syria and Iran Diplomatic Alliance and Power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M].London. New York:Tauris Academic Sicdies,2006.
　　[2] 趙國忠,等.簡明西亞北非百科全書[K].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0.
　　[3] Jubin M.Goodarzi,Syria and Iran Diplomatic Alliance and Power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Tauris Academic Sicdies London new York,2006.
　　[4] Jubin M.Goodarzi,Syria and Iran Diplomatic Alliance and Power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M].London. New York:Tauris Academic Sicdies,2006.
　　[5] 孫德剛.敍利亞與伊朗准聯盟關係淺析[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6).

[ 本帖最後由 沮渠元熙 於 2009-4-9 12:03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