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新編-第六章

豪格

第一節洋務思潮
一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19世紀60年代以後，人們“合交涉、製造、教案、通商諸務，而一概之以一名詞焉，曰‘洋務’”。於是“洋務”成為“一時輿論之所趨向”和“一時之世風”。（《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洋務思潮成為中國社會帶有普遍性的思想傾向，並由此引發出近代社會新思潮。洋務思潮的發生、發展與衰落基本上與洋務運動相始終，是中外民族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嚴重激化和中西文化差距下的產物。它源於：清朝的洋務派官僚倡言洋務于官場；一些愛國士子橫議洋務於知識界和輿論界。洋務運動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外交諸方面的思想內容。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最先由馮桂芬在《校廬抗議》一書中提出。在《采西學議》中，他寫道：“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哉?”這是“中體西用”模式的最初表述。此後，薛福成在批駁頑固派攻擊洋務派向西方學習是“以夷變夏”時指出：“今誠取西方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皇朝經世文續編》卷13，第7頁)鄭觀應也說：“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鄭觀應集》上冊，第272頁)這裏的“本”與“末”，就是“體”和“用”。明確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語句表達這一思想模式的，是大學士孫家鼐。1896年孫家鼐在《議複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提出，“今中國京師創立大學堂，應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1898年，洋務派的張之洞才在其所著《勸學篇》中提出：“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書、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本、新學為用。”

從洋務派談論“中體西用”的言論看，這裏所講的“中學”，就是封建的倫理名教、道德意識；“中學為體”是說封建統治秩序和倫理道德、綱常名教不可紊亂，不能動搖。所謂“西學”，是作為“中學”的對立物出現的。其內容大致包括西方的堅船利炮、科學技術、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道德學說。“西學為用”是說以西學為輔，輔助中學，為鞏固封建統治秩序服務。總體上說，在維護清政府封建統治中，中學比西學有更為重要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但西學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只有主以中學，輔以西學，封建統治才能鞏固，國家才能強盛。這樣看來，中學與西學是並列的，兩者缺一不可，否則，就不能構成“中體西用”這一完整的思想模式。

當時，傳統思想觀念在人們頭腦中是至高無上、不可懷疑的。洋務派認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洋學實有逾于華學者”，但“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因而有必要“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洋務運動》第4冊，第14頁)不過從根本上又堅持“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舊觀念。這裏的“道”，是指封建統治方式和倫常名教，萬世不變。所以，洋務派學習西方主要就是練兵、制器、開工廠、開礦、興學、育才。某些洋務派學習西方的主張，也涉及到西學之體的問題。他們指出，“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其馴致富強，亦具有體用。育才于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移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張樹聲：《遺折》，《張靖達公奏摺》光緒己亥刻本，卷8)這段文字表明，一些洋務派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西體”的優越性，主張以“西學”的體和用，替代中學的體和用，可惜這種認識不帶有普遍性。事實上，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是以保中學、興西學為原則的，這二者表面上似乎很矛盾，因為中學與西學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的文化形態，但在近代中國，二者又具有一定的相容性。換言之，它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所可能採取的最適宜的方式。洋務思想家甘冒“以夷變夏”、“離經叛道”之大不韙，邁出“西學為用”的新步伐，是極為難得的。它用以新衛舊的形式使西方近代文化滲入傳統思想土壤，推動了中國思想觀念的新陳代謝；它在傳統思想的堅壁上打開了一個缺口，使人們看到一個嶄新而陌生的世界，並想方設法將其先進的東西引進中國。因此，“中體西用”成為中西文化有可能結合起來的一種模式。

洋務思想家所以主張“中體西用”，還由於在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下，幾千年積累起來的作為東方文明核心的“中學”，具有一種自發的包容性。它們在對抗中相互滲透，在撞擊中相互融彙，這是一種進步的歷史現象。從中國近代思想發展的角度看，“中體西用”是先進知識份子向西方學習，發展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仲介環節，是促使封建的中國走向近代的重要步驟，也是造成傳統思想文化開始思考如何實現面向世界的近代化的催化劑。因而，“中體西用”的思想模式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二工商立國的經濟思想

19世紀60年代的進步知識份子重視工商業發展，主張以工商立國。主要是鄭觀應、馬建忠和薛福成等人提出了重商思想。

鄭觀應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特色，是“重商主義”。其主要內容是“振興商務”、“以商立國”和與外人進行商戰。鴉片戰爭後，外國商品湧入中國市場，嚴重威脅著剛剛起步的近代民族工商業。在這種情況下，鄭觀應提出：“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他建議在清朝中央除六部外，另設商部，兼管南北洋通商事宜。南北洋分設商務局，於各省水陸通衢；各府州縣設立商務公所，由地方官公舉有聲望之紳士為局董；民間成立“毋恃官勢、毋雜紳權”的商會，以推動商業發展。他認為，“商務之戰，既借官力為維持，而工藝之興，尤借官權為振作”。（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他主張採用大機器生產，繁榮商品市場。他把“商”提高到重要地位，認為“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因此，商是“握四民之綱領”的主導部門。士、農、工都不過是“為商助”；公使、領事等外交人員都是“為商遣”、“為商立”；海軍艦艇也是“為商置”。總之，一切以商為中心。他說，“稽古之世，民以農為本；越今之時，國以商為本”。（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下》）時代不同了，仍以農為本是行不通的。鄭觀應批評“重農抑商”、“貴義賤利”、“黜奢崇儉”等傳統觀念，推崇並鼓吹西方近代重商主義和功利主義學說，並以此作為他重商思想的核心。從社會政治倫理角度講，他的重商主義，並非全國唯商、全民皆商，而是用“以商立國”取代“以農立國”，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採用近代大機器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他說：“商務之盛衰，不僅關物產之多寡，尤必視工藝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精者可精。”（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下》）“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蓋商者運已成之貨，工者造未成之貨，粗者使精，賤者使貴，朽腐者使可用。有工藝然後有貨物，有貨物然後有商賈耳。”（鄭觀應：《盛世危言·技藝》）於是，圍繞發展工商業，鄭觀應提出在農業生產上重視農學農藝，實行機器耕種，施用化學肥料，發展近代化農業；在交通運輸方面興建鐵路、郵局和電報，以“便於販運”和“商民之音問”；在財政金融方面“借民債以給度支”，開礦鑄幣以“便商民而維市面”，創設“不分官民，悉聽入股”的銀行，等等。由此可見，鄭觀應提出了較為完整的發展近代工商業的方案，在此方案中，他非常重視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注重商人在近代企業中的作用。他說，只要能夠振興商務，以商立國，做到“利無不興，害無不革，數十年後，中國商務之利有不與歐西並駕者，吾不信也”。（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

同樣，薛福成也把重視商業看成西方各國所以致富的根本所在。他說，“夫商為中國四民之殿，而西人則恃商為創國”；“歐洲立國以商務為本”；“西洋各國之所以致富強者，以工商諸務之振興也”。他認為，中國要致富強，根本也在振興商務，發展國民經濟。“中國地博物厚，甲於五大洲，欲國自治，先謀自強；欲謀自強，先求致富；致富之術，莫如興利除弊”。（薛福成：《出使日記》，《出使書記續刻》)他列舉了五條興利、六條除弊的措施外，其餘皆為經濟改革的措施。

鄭觀應、薛福成、馬建忠經濟思想的具體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有：第一，“工商立國”，“習兵戰不如習商戰”；第二，“以工翼商”，“恃工為體，恃商為用”；第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量入為出”，“借民債以給度支”；第四，“商握四民之綱”，“去義求利”。他們的經濟思想以重商為基本點，它是外國資本的經濟侵略在人們思想上的反應。他們認為，外國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並不是單純軍事可以防禦得了的，而守舊派所謂“重申禁海”、“閉關絕市”的愚昧主張更無濟於事。因而只有採用貿易競爭的辦法，同外商爭奪市場，改變中國的貿易逆差和白銀外流的狀況，同外國資本進行商戰。這就決定了中國必須走發展農、工、礦、交通運輸各業之路，先富而後強，具備商戰的能力。

三 改良政治的主張

洋務運動時期進步知識份子的改革普遍提出“設議院”為中心的政治主張。

鄭觀應明確提出了改良政治的主張，認為“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而改良政治的途徑，是設立議院。他說：“欲張國勢，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於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於設議院。”他認為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可以保證上下相通、君民同心，“凡有國事，先令下院議定，詳達之上院，上院議定，奏聞國主”，倘兩院意見一致，則由國主決其可否。“議院者，公議政事之院也，集眾思廣眾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誠良意誠美矣。”有議院，則“君相君民之氣通，上下堂廉之隔去，舉國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不紊，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閡隔，志必乖違”。通過議院，國家軍政大事，“舉國鹹知”，上下情通。“故有議院而昏暴之君無所施其虐，跋扈之臣無所擅其權，大小官司無所卸其責，草野小民無所積其怨，故斷不至數代而亡，一朝而滅也”。（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篇》)這清楚地表明鄭觀應對議會制度的羡慕之情。鄭觀應還從政治倫理的角度分析君與民之間的關係，認為君與民好比骨與肉，關係密不可分，他看到君與民利益的一致性，卻忽略了雙方的對立性。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君民之間是平等的關係，如果君主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禍害百姓，那麼，他就可以被人們所推翻。

早期啟蒙思想家宋恕也認為，設立議院，君與民可以共商國是，上下相通，君與民不隔。當今世界各強國，普遍設立了議院，中國要救亡圖存，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也必須設議院，變法維新。陳熾、陳虯、宋育仁和鍾天緯等人則具體設計了議院的結構和組織方式。陳熾的方案是，由百姓推舉士紳，組成鄉一級的既議事又辦事的“議會”，然後逐級推舉，“縣選之達於府，府舉之達於省，省保之達於朝”，朝廷則“設議院以處之，給俸以養之，有大利弊，會議從違”，這是下議院。上議院則“仍因閣部會議”。事經兩院議定之後，“行否仍由在上者主之”。（陳熾：《庸書·鄉官·議院》）這種“議院”形式，是將西方的上院與下院的議會制度，與中國傳統的“鄉舉裏選”相結合的辦法。陳虯的方案是：“就所有書院或寺歸併改設，大榜其座，國家地方遇有興革事宜，任官依事出題，限五日議繳，但陳利害，不取文理，擇優議行。”（陳虯：《經世博議·開議院》）這種方案類似於明清之際一些進步思想家提出的“學校議政”的辦法。此外，宋育仁的議會方案是：將翰詹科道的官員組織起來，“就翰詹署為陳議之所，掌院為院首，正詹副之，廷辯得失，論定上聞”。（宋育仁：《時務論》）湯震的方案是：上議院由所有王公和四品以上京官組成，軍機處主持之；下議院由所有四品以下的京官組成，督察院主持之。兩院討論大政方針之利害得失，互陳所見，然後“由宰相敷其同異之多寡，上之天子，請如所議行”。（湯震：《危言·議院》）這兩種辦法都是利用現行的封建官僚機構，賦予一定的議會色彩，其實並不具有議會的諸種特性。例如，出任“議員”者，基本上仍是封建舊官僚、封建士紳，而不是工商業者；而這裏所講的“議會”只是諮詢性質的機構，不具有立法、表決、民意、彈劾等議會職權，最終裁決權仍在君主。這些議院方案僅具議會之表而不具其實質，說明陳熾等人並不切實瞭解西方議會的實質，只是對其表面特徵有所瞭解，因而不可能提出設立與西方相同的議會制度的方案。不過，在封建專制思想根深蒂固的時代，他們提出在統治階級內部擴大民主權力，並公開表示要仿效西方議會制度，仍有其進步意義。

當時，真正將議院、民權、憲法三者聯繫起來的，是鍾天緯。他說：西方國家的“君臣之分雖嚴，而小民皆有自主之權”，“君者民之所擁戴而非天之所授權，所以代兆民辦事而非強以轄我也。生殺予奪當惟民是依，而不得自恣其威福，是以億兆議定律法授君遵辦，所以限制君權使之轄於律法也。如有非法自恣者，兆民拒之不得謂之叛逆。”（鍾天緯：《刖足集·與程禧之書》）這是他轉述西方“社會契約論”的觀點，但他顯然接受了這個帶有民主色彩的觀點。儘管他沒有具體設計“議會”方案，但他的政治思想顯然與前面所說的陳熾等人有某些區別，其中重要的一點，在於他的政治思想以西方“社會契約論”的民主學說為基礎，這就不同于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陳熾等人仍以傳統觀念、封建意識去看待西方的議院，而鍾天緯等人則是以近代觀念認識西方議會制度，大致接近于維新派的認識水平。洋務思潮時期進步知識份子在對西方議會制度認識水平上的層次差別，恰好說明他們的思想處於洋務思潮與維新思潮的過渡時期。

四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

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初，伴隨著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出現了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它上承林則徐、魏源的改革思想，下啟康有為等人維新變法思想，是19世紀中後期中國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思潮，一批具有維新思想的人物。他們要求廣泛地學習西方，改革現行的經濟、文化、軍事以及政治，促進資本主義順利發展。主要代表有：鄭觀應、馬建忠、薛福成、王韜、容閎、陳虯、陳熾、何啟、湯震、胡禮垣、宋育仁、邵作舟、宋恕等。他們對社會發展、民族命運、政治前途，都有自己的主張和見解，反映出當時正在形成中而又極其微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和願望。

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提出：

第一，以商固本的商戰論。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主要是由於科學技術不發達，由於外國侵略者對華進行的經濟掠奪。因此，他們把眼光放在要求發展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方面，把這當作是國家民族的主要出路。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總是先有富才有強，富了就必然會強；而要達到富，就得大力發展商業和工業。前面提到的鄭觀應、馬建忠和薛福成等人的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是這方面最好的說明。在這期間，王韜的“恃商為國本論”，薛福成的商“握四民之綱”論，馬建忠的“富民”說，陳熾的“富國策”，都在不同程度上表達了他們抵制外國侵略，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進步要求。鄭觀應則明確提出了“商戰”的口號，從而在更完全意義上形成了“商戰固本”的思想。他說，列強用武力“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縱令猛將如雲，舟師林立，而彼族談笑而來，鼓舞而去，稱心饜欲，孰得而誰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斷之曰：習兵戰不如習商戰”。（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鄭觀應的這一論點難能可貴地集中反映了早期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和願望：要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就要認真對待外國的侵略，包括經濟侵略在內。鄭觀應特別強調以“商戰”彌補“兵戰”的不足，說“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這樣，他就把發展民族工商業同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謀國家之富強聯繫起來了。

第二，革新政治，建立君主立憲制度。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針對清朝內政腐敗的情況，從發展經濟的要求出發，主張革新政治，建立君主立憲制，以代替中國的封建專制政體。馬建忠曾留學歐洲，對西方國家的社會制度有一定的瞭解。他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課》中說：“各國吏治異同，或為君主，或為民主，或為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分而任之，不責于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透露出他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嚮往。社會地位較低的王韜、陳熾、鄭觀應等人則比較公開地宣傳“君民共主”(君主立憲)的優點，不僅主張設立議院而且贊同制定憲法。

第三，主張抵禦外國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愛國思想。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傢俱有反對外國侵略的愛國思想。他們“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鄭觀應：《盛世危言·初刊自序》)對外國的瘋狂侵略和清政府的媚外賣國表示憤慨和抗議。他們譴責外國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特別是對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條款，表示了極大的不滿，紛紛要求取消其在中國所有的特權。他們嚴厲譴責英人赫德等把持中國海關，干涉中國內政的罪行，要求把海關收歸中國管理，實現關稅自主。早期維新思想家還譴責、批判了外國侵略分子的霸權理論，指出他們所宣揚的“公法”是騙人的把戲，而且告誡人們警惕從北路威脅中國的俄國侵略者。

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代表了當時最進步的思想，但它仍具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具有不成熟性、軟弱性和妥協性。他們只是針對具體問題，提出具體的主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他們不願也不敢觸動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觸及封建土地制度，仍然維護封建主義的“三綱五常”。隨著外國對華侵略戰爭接踵而至，甲午中日戰爭的炮聲又把“兵戰”提上了歷史議程。

豪格

第二節近代新式教育

一 同文館的創辦

1860年後，各國使節逐步進駐北京，中外交往的中心機構也從廣州轉移到北京。清政府急需培養自己的外交和翻譯人才，以便處理繁多的“夷務”。1862年5月，在總理衙門之下設立京師同文館。同文館下設三館，即英語館、法語館和俄語館，各招10名學生，均為八旗子弟，聘請外國教師任教習。同文館是總理衙門的下屬機構，由總理衙門派人管理，稱為總管大臣，其下設提調和幫提調2人予以輔佐。

同文館的創辦，既是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需要，也適應了洋務派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中體西用”、“以夷制夷”的迫切要求。早在同文館建立不久，李鴻章就說：“京師同文館之設，實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異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後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思所以駕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於此。”（《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請設外國語言文字館折》）由此可見，從京師同文館建立之初，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官僚就將同文館與“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政治目的緊密聯繫在一起。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僅僅學習西洋的語言文字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學習其在造船、軍事工業等方面的先進技術。於是同文館以後又逐步增設了物理、化學、天文等館，招生人數最多達120人。如1866年11月5日，以恭親王奕為首的總理衙門，奏議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館，專取正途科甲人員學習天文算學。他們認為：“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日已亟矣”，“舉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鉤河摘洛之方，倘能專精務實，盡得其妙，則中國自強之道在此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

在同文館增館及擴大學習範圍、招生物件等問題上，清政府內部的頑固派和洋務派曾進行過長時期激烈的爭論，最後以頑固派的失敗而告終。頑固派的失敗，一方面說明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另一方面，由於同文館為外國教習所把持，隨著同文館規模的擴大，外國侵略者對中國教育的控制也逐步加強。特別是同文館所培養的人才多為中國高級官員，所以外國侵略者妄圖通過控制中國教育來影響以致控制中國的政治。

二 新式學堂的興起

興辦教育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而建立新式學堂，則是洋務派教育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與政治是密切相關的。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又一次失敗，使洋務派進一步認識到先進的科學技術所帶來的巨大威力，他們認為中國的自強之路，莫過於向西方學習。而要學習西方，首先必須通曉外國的語言文字。所以，興教育、辦學堂便成為洋務派強國的必由之路，他們希望通過興辦教育，為中國的自強打下基礎。

洋務派創辦最早的新式學堂即京師同文館。從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的40余年間，洋務派創辦的各類新式學堂共計35所，其中語言文字學校7所，占20％，專門技術學校11所，約占31％，軍事技術學校17所，約占49％。

洋務運動時期創辦新式學堂分為：

外國語言文學和普通學校：京師同文館（1862），上海廣方言館（1863），廣州同文館（1863），新疆俄文館（1887），琿春俄文書院（1889），湖北自強學堂（1893），湖南湘鄉東山精舍（1896）。

專門技術學校：福州船政學堂（1866），江南製造局附設工藝學堂（1898），廣東實學館（1876），福州電氣學塾（1876），天津電報學堂（1880），上海電報學堂（1882），天津醫學堂（1894），山海關鐵路學堂（1894），南京鐵路學堂（1896），湖北礦務局工程學堂（1892），南京礦務學堂（1898）。

軍事技術學校：江南製造局附設操炮學堂（1874），天津水師學堂（1880），廣東水陸師學堂（1887），江南水師學堂（1890），廣東黃埔魚雷學堂（1886），北京昆明湖水師學堂（1890），煙臺海軍學堂（1894），天津武備學堂（1885），直隸武備學堂（1896），湖北武備學堂（1896），江南陸師學堂（1895），浙江武備學堂（1897），貴州武備學堂（1898），陝西武備學堂（1898），安徽武備學堂（1898），山西武備學堂（1898），江蘇武備學堂（1900）。

可以看出，新式學堂的重點在於軍事技術教育和專門技術教育，反映出洋務派富國強兵的指導思想。特別是專門技術教育所涉及船政、工藝、電報、鐵路、醫學、礦務、工程、海軍、魚雷炮兵等專業，基本包含了洋務派興辦的近代工業的各個門類，這說明洋務派所辦的新式學堂是適應當時的社會需求，具有一定實用性。

在洋務派所創辦的新式學堂中，以京師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最為著名。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羅星塔設立福州船政局，其下設福州船政學堂，又稱“求是堂藝局”。福州船政學堂是以傳授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知識為重點的新式學堂，是當時科技教育水平最高的學校，其辦學宗旨即為中國培養第一批船舶製造和駕駛人才。福州船政學堂分為前、後兩學堂，前堂習法文，培養製造輪船的人才；後堂習英文，培養駕駛輪船的人才。法文堂分為造船科、設計科和藝圃；英文堂分為航行理論科、航海實踐科和輪機房。所有學生除學習基本理論知識外，都必須直接參與實踐鍛煉，一般學習期限為5年。學堂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每3個月考一次試，凡不合格者則予以淘汰。福州船政學堂最初主要聘請外國教師教學，後逐步選留該學堂畢業的學生任教，到1887年，全學堂僅有4位外國教師任總教習，其餘全部教學人員均為中國人。

1881年成立的天津水師學堂，是中國最早的一所水師學堂。該學堂的學生按標準分為一、二、三班，主要學習的課程有：英國語言文字、算術、幾何、代數、三角、地域圖說、駕駛、測量天象和經緯、重學及化學格致。上述課程學完後，經考試合格者上練船訓練，要求“凡大炮、洋槍、刀劍、操法、藥彈利弊、上桅接繩、用帆諸法，一切船上應習諸藝，諸能通曉”。（《洋務運動》第3冊，第247頁)練船訓練合格者可保為把總候補，如還想考駕駛，則須參加以下幾門課程考試：幾何、三角、力學、格物學、機器學、英國語言文字、氣候學、駕駛學、天文學、測量學、儀器用法和測天。達到一定成績者給予一、二、三等執照。以上考試全部合格的候補把總方可上槍炮船實習，再經考試成績優秀者可保為千總候補。它為李鴻章的北洋水師提供了一批優秀的畢業生。

三 教會學校在中國

外國列強在中國辦教會學校，是為了通過文化擴張即辦學校的手段為他們培養在中國的代理人。“如果我們要取儒學的地位而代之，我們就要準備好我們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學來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勝過中國的舊士大夫，因而能取得舊士大夫階級所占的統治地位”，“成為社會上和在教會中有勢力的人物”。（陳景磐：《中國近代教育史》)

據統計，1840年至1860年間，各地開辦的教會學校約有50所，學生約1000人。到1875年，學校總數猛增至800所，學生達2萬人。教會學校主要分佈在東南沿海各省及各國租界內，前期多兼有慈善性質，借給衣食，因而吸引了許多中下階層人家的子弟。如容閎由於家境貧寒，從小便就讀於澳門一所英人開辦的學校。

教會學校一般只講授宗教及粗淺算學、外文等，後來水平漸有提高，有些學生還出國留學，如容閎、伍廷芳等。到19世紀60年代，教會學校已陸續培養出一批西學人才。

在中國知識界，西學人才從成長道路到知識結構，都與傳統的文化人不同。由於他們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培養，基本都服務於外國人的在華事業中，否則所學知識無法充分施展。此外，這些西學人才多出身貧賤，沒有社會地位和社會關係。他們的知識和價值觀念更不被傳統社會所承認，因而他們只有依憑外國人來躋身社會。

四 出國留學的盛行

1872年，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學，這是清朝政府第一次正式派遣留學生，開創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留學教育之先河。

中國政府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是出自容閎的建議。容閎出生于廣東香山南屏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自幼接受西式教育，歷經坎坷，1854年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是耶魯大學第一位中國留學生，也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長期受西方文化的薰陶，使容閎嚮往資本主義文明，但他並未忘掉養育過自己的祖國。他崇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重視學校教育，希望通過實行新的教育計畫來改造中國。他說：“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造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為少年新中國。”“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容閎：《西學東漸記》第27、104頁)他從1854年畢業回國便開始遊說清廷向外國派遣留學生，以期造就更多的通曉西方文明的人回祖國從事改造舊中國的事業。但由於中國長期閉關自守，清朝統治階層頑固守舊，從而使容閎的派遣留學生計畫到處碰壁，直到1871年在曾國藩、李鴻章奏請後，才得以批准。

李鴻章與曾國藩之所以積極幫助容閎，一方面是為了儘快培養一批外交人才，以適應日益增多的外交事務。另一方面，洋務派興辦的近代工業急需掌握外國科學技術的專業人才。雖然洋務派興辦新式學堂以作長久之計，但派留學生出國學習，實地考察外國的先進技術，也不失為一種捷徑。於是洋務派便將派遣留學生納入洋務教育的整體規劃之中。清政府允准派遣留學生事宜。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幼童詹天佑、梁敦彥、容尚謙等30人終於乘船橫渡太平洋赴美。中國留學生抵美後，受到美國友人的熱情接待，同時，中國留學生刻苦學習、奮發自強的精神和品德、才能也博得了美國朋友的讚揚。至1875年，120名留學生全部選派完畢。

第一批留學生雖因故于1881年撤回，但他們卻利用在美國學到的知識服務于祖國。如詹天佑對中國鐵路的卓越貢獻，鄺榮光發現湘潭煤礦，許多人為中國海軍作出貢獻，不少人成為著名的外交家、教育家和開礦、電報等方而的專家。

就在第一批留學生留美期間，1875年有人赴法國留學，1876年有人赴德國留學，1877年福州船政局派30名學生赴法國學習船政，1896年又開始向日本派遣留學生。此後，中國赴歐、美、日的留學生絡繹不斷，形成中國近代史上空前的留學生運動。

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輸入，導致中國傳統知識結構的更新，直接推動著對傳統規範知識的清理和批判。不少留學生逐漸認清了清政府腐敗無能的面目，從而走上了埋葬清政府的革命道路。

豪格

第三節近代科學技術的進步

一西方科學知識的傳播

19世紀被稱為“科學之世紀”，這是由於科學已從經驗描述上升為理論，形成較完整的體系，並且對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對人類改造客觀世界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18世紀開始的產業革命，是以蒸汽機和各種機器的發明創造，使世界進入大機器工業時代的，那麼19世紀下半葉發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則以電力的廣泛運用為其顯著特點，使世界跨入了電氣時代。19世紀六七十年代，發電機和電動機的發明是這次工業革命的先聲。隨後，電燈、電話、電焊、電鑽、電車、電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一個走向電氣化的時代開始了。這一時期，內燃機的發明是科學技術上又一重大成就，為汽車、拖拉機和飛機的發明創造了條件。在化學工業方面，人造肥料、新的酸堿生產方法等等都取得重大的進展。19世紀的中國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已經被西方遠遠地拋到了後面。

自然科學知識的傳入與發展是隨著西方科學譯著大量出版而開始的。從19世紀60年代起，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翻譯工作。當時，主要的出版機構有：京師同文館、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廣學會，其中同文館的譯著側重於外交、世界史、時事方面；廣學會的翻譯側重于宗教、外國史、醫學等方面。近代科學知識的引進大都是在江南製造局完成的。該局在20餘年間譯書163種，另附刊32種，其中影響很大的《西國近事彙編》季刊出了108期。江南製造局早期的翻譯著作中，除了外交幾乎就是軍事方面的東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認識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學的許多學科都陸續引入中國。當時引進的學科大致有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礦物學、古地質學和醫學。

數學方面被介紹過來的主要有代數、微積分、概率論等。在引進數學知識方面比較突出的科學家有李善蘭(同文館)、華蘅芳(江南製造局)等人。其中李善蘭是著名的數學家，他譯的棣麼甘的《代數學》十三卷，是我國第一本符號代數學著作，其中兼論指數函數、對數函數的冪級數展開式，是證述初等數學的教材；他譯的羅密士的《代微積拾級》是我國第一本介紹微積分的著作。

物理學方面的知識在早期江南製造局的一些軍事譯著中已有涉及，但都是零亂的不系統的，例如《炮法求新》中就介紹了金屬的性能及膨脹係數。到1879年才出現了系統的譯著：《格致啟蒙》和《格致小引》。還出現了分科較細的《聲學》、《光學》、《電學全書》等譯著。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了日本飯盛挺造的《物理學》上、中、下三編，這是“物理學”名稱第一次在我國出現。

化學知識的引入以江南製造局徐壽翻譯的10余種著作為主。他編譯的用漢字表達的元素符號和元素表許多名稱沿用至今，如鈉、錳、鎳、鎂等。1883年徐壽譯的《化學考質》及《化學求數》分別為我國第一本定性化學分析和定量化學分析的著作。隨著化學知識的引入，實驗方法亦開始得到運用。

礦物學的引進是從華蘅芳譯的《金石識別》(1873年)開始的。他還翻譯了《開礦工程》、《寶藏興焉》、《銀礦指南》、《探礦取金》等著作。他在這些著作中分別介紹了煤層的形成與開採；礦石的種類及冶煉法；礦石層與地層的關係等知識。隨著礦物學的引進，古地質學也被介紹到中國，華蘅芳在譯了《金石識別》後，又選擇翻譯了英國著名地質學家賴爾(雷俠兒)的重要著作《地質學原理》，名為《地學淺釋》，該書共38卷，配有大量繪製精細的插圖。主要內容有：岩石的四大類，水成岩中的生物遺跡，有機遺體在水下沉積物中的埋藏，新舊岩石的差別，不同化石種類確定不同岩層的形成時期物種的滅亡，人類的起源與地理分佈，自然界與生物界變化的一致性。這本譯著的出版把自然進化觀念初次引入中國。

天文學和醫學的知識也隨著譯著而傳入中國。在天文學方面首次介紹哥白尼學說的是1859年由李善蘭譯的《談天》，後來在1881年又由徐建寅續補了新成果。書中介紹了八大行星、恒星、彗星、星體運行橢圓軌道要素的變化，行星之間的引力對原軌道引起的偏差，逐時經緯度之差等。它與《地學淺釋》一起成為當時兩本最具現實主義的科學著作。西醫學知識的傳入是由傳教士編譯的著作開始的，這些知識對中國醫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由於譯著者的水平差異，所以翻譯的質量也不同，如，古代數學在我國有很雄厚的基礎，而翻譯者本身又是優秀的數學家，所以數學方面的引進質量就很高。但在有些學科，本來就很陌生，所以在開始引進時只能是淺顯的、介紹性的。我們不能苛求前人，不能因此而低估近代科學知識引進的重要意義。

二西方生產技術的應用

19世紀60～90年代的洋務熱潮，使西方的科學技術從新式織布機到作為原動機械的蒸汽機，從各種工作母機到新式轉爐和平爐的煉鋼方法，以及電報、輪船和火車等近代交通通訊工具都相繼傳入中國，同時，一大批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書籍翻譯出版，成為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外國資本在中國創辦的工廠的主要行業有船舶修造業、繅絲業、制茶、制糖、制革、食品加工、制藥、印刷、捲煙，以及一些公益性事業，如電燈廠、水廠、煤氣廠。在這些行業中，都引進了當時的新技術，對中國生產技術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伴隨著洋務運動的推行和各種官營、官私合營以及外資在中國工礦企業的建立，在一些屬於基礎理論範疇的科學知識傳入的同時，各種應用科學生產技術也陸續傳入中國。

鐵路修築技術引進的代表是詹天佑(1861～1919年)。詹天佑，原籍安徽，出生在廣東省南海縣，12歲赴美留學。1879年進入耶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習鐵路工程專業。1881年回國，主持修建了我國第一座近代鐵橋──灤河大橋(橋長305米)；主持並建成了聯結北京和張家口的京張鐵路，全長200多公里，完全由中國自己籌資，不用洋匠，依靠的也是中國自己的工程技術力量。

冶金技術 江南製造總局的煉鋼廠，是我國最早的使用平爐煉鋼的鋼廠，其設備先進，冶煉技術也比較高。湖北漢陽鐵廠有高爐四座，都是從外國引進設備，且聘請洋匠40名作技術指導，1894年6月開爐煉鐵，生鐵大爐先開一座，日夜出鐵8次，共50余噸，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的鋼鐵工業，其煉鐵技術指標好，技術水平在當時世界上是相當先進的。

機械製造 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建立的江南製造局，其設備全部進口，在引進這些設備的同時也引進了機械製造的生產技術。在機械製造方面，中國開始使用機器生產，除有鍋爐、蒸汽機作為原動機械之外，還有打眼、絞螺絲、鏇木、鑄彈、製造槍炮等工作機械，並設有汽錘車間。

造船業 60年代初，許多官僚把從外國購置西洋船炮看作“救時第一要務”。隨著洋務派在認識上的提高以及大機器生產的引入，中國開始有了自己的造船業。1865年徐壽等人在安慶製造了我國第一艘汽船。此後，江南造船廠、馬尾造船廠引進外國設備，學習外國技術，開始自己製造新船。除蒸汽機、推進器還要從外國引進外，其餘技術都已掌握，能生產除螺輪、曲拐以外的其他船件產品。

化工業 化學工業技術隨著外商在中國設廠而傳入中國。1853年，上海老德記藥房(英)自己制配西藥，並使這項技術在中國推廣。生產酸、堿的技術是60年代初開辦的上海、江蘇藥水廠引進的。70年代開始，英人在上海開辦的美查肥皂廠開始生產肥皂。黑色火藥技術傳入很早，1895年江南製造局試製無煙火藥。

紡織業中國的繅絲生產全是手工操作，停留在家庭手工業階段，生產技術和勞動生產率極低，不能同外國的繅絲行業競爭。隨著機器設備的引進，中國繅絲業有很大的發展。機器繅絲早在1861年就在上海的一家英商廠裏出現。1872年華僑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建立的繼昌隆機器繅絲廠。1854年他出國經商，遍曆南洋各埠，“考求機器之學”，學習外國的先進生產技術。他在暹羅經商時，“見該處絲廠用法國式之器械制絲，產品精良，羡慕之餘，思欲仿效”。（饒信梅：《廣東蠶絲業之過去與現在》，載《國際貿易報導》第1卷，第7頁)1872年，陳啟源回國，引進外國機器設備和繅絲技術，創辦機器繅絲廠，以機器生產代替原來的手工生產。其購進的機器設備叫做“機汽大偈”。以蒸汽煮繭代替手工繅絲的炭火煮繭，採用蒸汽動力和傳動裝置。“機汽大偈”每副每日可繅絲四五十斤，所繅之絲粗細均勻，絲色潔淨，行銷歐美。在該廠的帶動下，廣東、上海的繅絲廠次第創立，為中國機器繅絲技術的引進、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889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在楊樹浦選址建廠，該廠從國外引進軋花機、紡紗機、織布機等全套設備，還從國外高價聘請技術員進行織布技術傳授，使西方紡織生產技術傳入中國。

中國的機器軋花業最早在寧波、上海興起，1887年嚴信厚在寧波創建軋花廠，引進西方設備和技術，據當時報導，該廠有40台踏板軋花機，這種軋花機占地面積小，約寬46釐米，長76釐米，都是從日本引進的，其中以蒸汽機為動力的軋花機12台，並聘請日本工程師和技師。至此，中國的軋花生產技術得以完成由手工軋花向機器軋花的轉變。以後，該廠又擴大生產規模和聯辦紗廠，從英國買來一座發動機及鍋爐；從日本添購一些軋花機和紡紗機。隨著這些先進機器設備的引進，機器軋花和紡紗技術傳入中國並得到推廣和發展。

印刷業 最早用西方印刷術印製的中文書籍，是1819年在馬來亞印製的中文聖經(有中國印工參加）。1815年，有人在澳門鑄制中文鉛字。此後，有在國外製造的中文鉛字傳入中國。光緒初年，珂羅版技術傳入中國。光緒年間，引進紙型制鉛板的方法。1872年，上海《申報》館引進手搖印刷機。1874年，容閎、唐廷樞在上海創辦《彙報》，使用手搖印刷機與英國人辦的《申報》相抗爭。1876年，石印技術傳入，1882年上海成立同文書局。該局由徐潤、徐鴻複叔侄集股創辦，從國外購置石印機12架，大量引進外國的石印技術。1887年李盛鐸在上海開設蜚英館石印局，購買外國印書火輪機十數台，廠內門戶分別，井井有條。同時上海也是最早採用鉛字和最早採用蒸汽機印刷的地方。1892年，杭州成立一家使用蒸汽機的石印局。有印刷機兩台，以一台小發動機為動力。印刷所用的白石板購自英德兩國，其印刷技術在全國是較好的。石印使用蒸汽機已能使四五部印刷機同時開印，大大提高了印刷生產率。

其他輕工業 機制紙技術於1881年傳入中國。1882年，廣州商人鍾星溪等創辦宏遠堂機器造紙公司，並從英國愛丁堡柏川公司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促進了中國機制紙技術的推廣和發展。1879年僑居日本的華僑衛省軒在廣東佛山開辦了第一家火柴廠，該廠引進外國設備，運用機器進行生產。1886年，天津自來火公司問世，由“中外合辦”，德國人李曼從國外購買機器，雇用洋匠師徒2人，專門從事技術工作。1893年重慶的聚昌自來火公司所用的木材取於本地，化學藥劑從國外進口。1894年以前，中國商人引進國外設備和技術，先後創辦火柴廠共有12家，火柴業在中國開始發展起來。1891年機器生產捲煙技術傳入中國。

農產品加工 1863年上海引進磨面機和碾米機。1878年，朱其昂在天津開設貽來牟機器磨坊，並從國外購回磨面機器一座，事半功倍，出面極多且面純白。1893年，清朝武舉李福明在北京開設了一家機器磨坊，使用機器磨面和碾米。70年代傳入中國的農產品加工技術還有：榨油、釀酒、蛋粉、機制糖等生產技術。

民用事業煤氣生產技術的引進始於1864年創辦的上海煤氣廠。中國的自來水廠為1881年創立。機器生產電燈的技術方法於1882年開始傳入中國。電報技術傳入中國與列強企圖控制中國的電信事業密切聯繫在一起。在洋務運動期間，很多國家都曾有在中國架線設網的做法和企圖，但遭到清政府的反對。丁韙良和丹麥使館都曾為清政府的高級官僚表演過電報技術，以後電報技術引入中國。1880年，清政府開辦了天津電報局。自此，中國有了自己的電報事業。

三 西方醫學的傳入

西方醫學知識的傳入，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是由外國傳教士傳入的。當時，除介紹有關人體解剖方面的知識之外，對西醫、醫院概況、醫學教育等也都略有介紹。康熙年間傳教士石鐸(Petrus Pinuela)著《本草補》一卷，這是最早介紹西藥的專著，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曾引用此書。有些傳教士在傳教的同時也為人們治病，總的來講，西醫的影響還不是很大。

19世紀初期，由於西方科學技術的日益進步，西方醫學也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外科、產科、骨科等手術療法已有明顯的療效。1840年前後，一些新的西醫、西藥知識便進一步伴隨著貿易活動和傳教活動進入中國。

教會在各地開設醫院、診所，並在醫院附設有學校。到1876年全國教會醫院已有16處，診所26處。1854年，美國嘉約翰(John Glasgow Karr)夫婦在廣州設立博醫局，附設醫學校，一般把它視為近代中國醫學校的開始。在19世紀末這類學校大量增多，比較著名的有廣州夏葛醫學校(1901年)、上海震旦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校、上海同濟德文醫學堂、四川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瀋陽南滿醫學堂等等。

西方醫學知識的傳入與編譯西方醫學書籍是分不開的。近代最早出現的西醫藥書籍是1850年英國傳教士合信編譯的《全體新論》。這是第一本較系統的西方醫學著作。1857～1858年合信還編譯了《西醫略論》、《內科新論》和《婦嬰新說》。其後嘉約翰在1859～1886年間編譯出版了西醫、西藥方面的書籍20餘種，如《西醫略釋》、《裹紮新法》、《皮膚新編》、《內科聞微》、《眼科摘要》、《割症全書》、《炎症略論》、《內科全書》等。稍後，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編譯西醫藥書籍，如《儒門醫學》、《西藥大成》、《身體須知》、《藥性總考》、《全體圖說》、《西洋傷科要覽》、《內科理法》、《全體闡微》、《眼科撮要》等書。北京同文館的德貞也編譯了若干種有關著作，如《全體通考》、《全體功用》、《西醫舉隅》、《英國醫藥方》等。

同時期，還出版了一些介紹西醫的刊物，如1872年北京西醫院編輯的《中西見聞錄》(《格致彙編》的前身)、嘉約翰1880年在廣州出版的《西醫新報》和1888年在上海出版的《博醫彙報》等，都是比較早的醫學刊物，其中《博醫彙報》就是後來《中華醫學雜誌》(外文版)的前身。外國人在中國開設西藥廠是從上海老德記藥房(1853年)開始的，以後逐漸有科發藥廠(1868年，德國)、屈臣氏藥房(1886年，英國)等等。

中國自辦西醫方面的教育事業，始於1865年同文館中設的醫學科，每班只有幾個人，且不能實習，因此沒有臨床經驗。1881年天津設立醫學館，1891年改名為北洋醫學堂。後北京、杭州、江蘇、江西、湖北、河北、山西等地也都設立了醫學專門學校，西醫教育逐漸推廣。19世紀末20世紀初留學生中學醫的人數也逐漸增加。這些留學生回國之後，大都成了醫學院校的教職人員，成為進一步發展中國現代醫學的重要力量。西醫的影響日益擴大，對中國傳統的醫學以及整個中國醫學界的思想，產生巨大的衝擊和影響。20世紀2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已形成中西醫並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