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新編-第一章

豪格

第一章：清朝（鴉片戰爭前）（西元1644年～1840年)

第一節　清軍南下和各地的抗清鬥爭

　
一北方人民的抗清鬥爭
1644年（順治元年）十月初一日，清統治者福臨在北京即皇帝位，下詔“定鼎燕京”，準備奪取對全國的統治權。
清軍進入北京後，由於強行“薙發”、“圈地”，掠人為奴僕，立即引起了京畿一帶人民群起反抗。山東各地人民的抗清鬥爭更是如火如荼。
1644年九月，李自成部將趙應元領導的起義軍佔領青州（益都），殺掉了清山東巡撫王鼇永。各地義軍紛起回應。這些起義前後堅持鬥爭六七年之久。
魯南和魯西南人民的反抗鬥爭聲勢也很大。其中特別是魯西南嘉祥縣滿家洞農民軍和曹州榆園農民軍最為著名。到1655年（順治十二年），清朝才將榆園起義軍鎮壓下去。
1648年，清大同總兵姜瓖也起兵反清。1649年，全省各支義軍互相配合，攻城掠地，直逼太原省城。清攝政王多爾袞親自指揮鎮壓。經過幾年的戰鬥，起義軍漸次失敗。
在甘肅，1648年（順治五年）三月爆發了米喇印、丁國棟等人領導的回民起義，連續攻下涼州、鞏昌、岷州、蘭州、臨洮、渭沅等地。第二年十一月，起義被鎮壓。
北方各地人民的抗清鬥爭雖然先後失敗，但給清軍以沉重的打擊，有力地配合了南方人民的抗清鬥爭。
二南方的抗清鬥爭和南明政權的存亡
1644年（順治元年）五月，崇禎皇帝的從兄福王朱由崧在鳳陽總督馬士英等人的擁戴下，在南京稱帝，建元弘光。這個政權一開始就充滿著矛盾，閹党餘孽馬士英、阮大鋮等與東林黨人鬥爭不已。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和馬士英都以大學士名義入閣辦事，但是馬士英一夥很快就把史可法擠出南京，令其督師揚州。
但弘光小朝廷非常腐敗，朱由崧昏庸荒淫。馬士英之流乘機樹黨營私，大肆打擊迫害反對過馬、阮的東林黨人。當政者勒派軍餉，增加賦稅，甚至公開賣官，賄賂公行，政治腐朽到極點。
1645年三月，清軍從歸德分兩路向南進攻，一路指亳州，一路指徐州。就在此時，南明內部互相攻戰不已，清軍乘機南進。四月十五日，清軍圍揚州。史可法堅守孤城十餘天，最後城破被執。清豫王多鐸備加禮敬，勸他投降。史可法說：“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我頭可斷，而志不可屈”，慷慨就義。他的餘部和揚州人民一起，同清軍展開巷戰，全部壯烈犧牲。清軍佔領揚州後，對人民大加殺戮。
清軍于五月間順利進入南京。弘光帝逃到蕪湖，很快就成為俘虜。馬士英、阮大鋮逃到杭州。來不及逃跑的許多南明官僚，都賣身投靠清王朝。
六月，清政府重申薙發令，促使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大江南北各地人民紛起抗清。其中尤以江陰、嘉定人民的抗清鬥爭，最為驚心動魄和可歌可泣。
清軍攻下江南後，很快進入浙江，佔領了杭州、嘉興、湖州等地。浙江農民、手工業者和一部分地主階級知識份子，紛紛行動起來抗清。
1645年（順治二年）閏六月，浙中義師公推張煌言等人去台州迎立魯王朱以海在紹興就監國位。同時，鄭芝龍、黃道周等也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建元隆武。
但魯王、唐王兩個政權互爭真偽，不能合作。而魯王政權內部又矛盾重重，政治腐敗。1646年（順治三年）六月，清軍渡過錢塘江，進攻紹興，魯王在張名振的保護下浮海南逃。
唐王政權內部同樣十分腐朽，其軍政大權完全掌握在鄭芝龍手裏，而鄭芝龍本無意抗清。首輔黃道周挺身而出，請求督師北伐，但鄭芝龍卻百般刁難。黃道周在進軍途中，兵敗被俘，不屈遇害。
當清軍南下進逼福建時，鄭芝龍便準備降清。1646年秋，福州失守，唐王逃至汀州（長汀），被清軍俘殺，鄭芝龍不聽從他兒子鄭成功等人的苦心勸告，剃發降清，隆武政權傾覆。
1651年，舟山被清軍攻破，張名振、張煌言護魯王航海南下到金門。1653年（順治十年）魯王去監國名號。張煌言與鄭成功結合起來，繼續進行抗清鬥爭。
1646年（順治三年）十一月，明廣西巡撫瞿式耜、兩廣總督丁魁楚、湖廣總督何騰蛟等擁立桂王朱由榔在廣東肇慶即皇帝位，改元永曆。
當李自成犧牲後，大順軍尚有眾四十余萬，在荊襄地區繼續堅持抗清鬥爭。1645年秋，他們鑒於局勢的危急，便主動與唐王政府結合起來，共同抗清。唐王政府傾覆後，他們又支持桂王政府，一直戰鬥在抗清鬥爭的最前線。
1647年正月，清軍攻下肇慶，桂王先後逃到梧州、桂林、全州、武岡等地。1647年十一月，郝搖旗等部農民軍在全州大敗清軍，“斬級無算”清軍被迫退保湘南。
1648年，原來佔據江西的降清明將金聲桓和佔據廣東的降清明將李成棟，由於沒有達到個人目的，對清廷不滿。在人民堅持抗清鬥爭的影響下，他們先後反正。大順軍與明軍乘勝大舉反攻，連克靖州、常德、衡州、湘潭、衡山等地，包圍長沙，幾乎收復了湖廣地區的全部失地。
但是，腐朽的桂王政權，不僅不能利用抗清鬥爭的有利形勢，反而加劇了內部的黨爭。對立集團雙方互相攻擊，各圖私利，他們還百般刁難、排擠大順農民軍，這就削弱了抗清的力量。1649年春，清軍攻破南昌，金聲桓敗死。不久，李成棟在渡水時溺死。同時，何騰蛟也在湘潭被俘，不屈犧牲。1650年十一月，清平南王尚可喜破廣州；定南王孔有德破桂林，瞿式耜被執殉難。這時，大順軍的戰鬥力也大受損傷。余部由李來亨、賀錦率領，由貴州向巴東進發，繼續堅持抗清鬥爭。
在張獻忠犧牲後，遺部由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率領，在川南、雲、貴一帶，堅持鬥爭。當桂王走投無路時，只得接受了大西軍的建議。1652年二月，孫可望迎桂王居於貴州的安隆所。
1652年（順治九年）三月，大西軍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攻。李定國進入湖廣後，連克重鎮，再轉攻廣西，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敗自殺。李定國又回師北上，直取長沙。十一月，李定國與清軍主力大戰于衡州城下，大破清軍，擊斃敬謹親王尼堪，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劉文秀在四川也大敗清軍，收復重慶等地，迫使吳三桂退守漢中。
但是，李定國在抗清鬥爭中的巨大戰功，卻引起了孫可望的忌妒。孫可望為了樹立自己的威望，破壞原定的作戰部署。李定國只得退回廣西，轉攻廣東，後又轉移到雲南。孫可望于1657年以十余萬大軍進攻李定國。但廣大將士臨陣倒戈，投向李定國。孫可望日暮途窮，投降了清軍。
1658年正月，清軍攻陷昆明，桂王逃入緬甸。李定國退至孟艮（雲南邊境），繼續堅持抗清鬥爭。
1662年（康熙元年）春，吳三桂由緬甸俘桂王還昆明。後以弓弦絞殺於市。同年七月，李定國在猛臘（西雙版納自治州猛臘縣）不幸病逝。
李定國失敗後，清軍遂集結重兵向大順軍撲來。到1664年（康熙三年）八月，李來亨率領的最後一支大順軍矢盡糧絕，全部壯烈犧牲。至此，以農民軍為主體的各族人民的抗清鬥爭，轟轟烈烈地進行了二十年之久，最後在滿漢地主武裝的聯合鎮壓下失敗了。
三鄭成功的抗清鬥爭和收復臺灣
鄭成功（1624年～1662年），福建泉州南安縣石井鄉人，本名森，字大木。以後，隆武帝賜姓朱，改名成功。
鄭成功先以南澳為基地，組織抗清力量，很快發展壯大起來。1647年（永曆元年）從南澳出兵，兩三年間，接連攻佔了福建沿海許多地方。
鄭成功起兵抗清十多年，曾多次進行北伐和南征，其中以1659年（順治十六年）的北伐，聲勢最大。這年六月，鄭成功同張煌言率領十七萬水陸大軍，由崇明而上，破瓜州，克鎮江，進圍南京。張煌言另率一支軍隊溯江而上，進駐上游門戶蕪湖，並分兵攻克太平、甯國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南京清軍幾不可守。但由於鄭成功麻痹輕敵，耽誤了戰機，最後全軍潰敗。
鄭成功北伐失敗後，清統治者為對付這支抗清力量，下令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裏，禁止舟船出海，以切斷東南人民同鄭成功的聯繫。這給鄭成功造成很大困難。為了扭轉被動局面，特別是為了堅持長期抗清鬥爭，在愛國思想支持下，鄭成功遂決意驅逐荷蘭侵略者，收復我國固有領土臺灣，以為抗清根本。
1624年（明天啟四年），荷蘭殖民者派兵侵佔臺灣，修築要塞，又強迫臺灣人民“耕田輸租”。他們還巧立名目，對七歲以上的中國人每月徵收人頭稅，對打獵的征打獵稅，捕魚的征魚稅。他們還壟斷臺灣的對外貿易。
1635年（崇禎八年）高山族人民為反抗殖民壓迫，一夜之間殺死荷蘭侵略者六十多人。1652年（清順治九年），以郭懷一為首的臺灣漢族人民，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這次起義堅持半月之久，最後被荷蘭殖民者殘酷鎮壓下去。
1659年，鄭成功進攻南京失敗，退回金、廈後，進一步感受到臺灣人民殷切盼望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的要求。這時，曾擔任荷蘭“通事”的愛國者何廷斌，向鄭成功進獻了一幅臺灣地圖，透露了臺灣荷蘭殖民者內部的機密情況，並表示願做攻取臺灣的嚮導。
1661年三月，鄭成功從廈門移駐金門，部署軍隊，大修船隻，積極進行收復臺灣的準備工作。三月二十三日，鄭成功令其子鄭經及部分將領留守金門、廈門，自己親率軍隊2.5萬人、大小戰船數百艘進軍臺灣。大軍由金門料羅灣出發，經一日航行抵澎湖。四月二日拂曉，在濃霧彌漫中船隊進入臺灣海面，在熟悉水道的何廷斌的引導下，出敵不意地通過泥沙淤積的鹿耳門航道，迅速取得了登陸北線尾島和赤嵌城（台南市）西北部附近港口的勝利。臺灣漢族和高山族人民一聽到祖國軍隊到達的消息，紛紛前來歡迎和協助。
當時，在臺灣的荷蘭殖民軍約2000餘人，他們船堅炮利，在武器上佔優勢。當鄭成功軍隊登陸臺灣後，荷蘭長官揆一指揮其侵略軍從海陸兩方面進行反撲。鄭成功指揮軍隊迅速打退了敵人，隨即包圍了赤嵌城，要求荷蘭殖民者立即退出臺灣，若能獻城投降，可以受到優待，如繼續頑抗，必將受到嚴懲。但揆一不聽警告，拒絕投降。鄭成功遂指揮軍隊猛攻赤嵌城，終於迫使赤嵌城荷蘭守軍獻城投降。
鄭成功收復赤嵌城後，又集中兵力分水陸兩路圍攻揆一所在地的臺灣城（安平）。攻城一時未能奏效。鄭成功決定“圍困俟其自降”，同時，又派人深入臺灣各社，發動群眾起來和荷蘭殖民者進行鬥爭。
八月間，荷蘭殖民者從巴達維亞派甲板船十余艘、海軍數百人，來臺灣增援。臺灣荷軍乘援兵到達，發動反撲。鄭成功派水兵勇將多人，率軍迎敵，大獲全勝，奪獲甲板船二隻、小艇三隻。從此，臺灣城的敵軍外援斷絕，再也無力出擊了。
鄭成功軍隊在圍困臺灣城八個多月後，又發起了強攻。1662年十二月十三日（西曆2月1日），荷蘭殖民長官揆一被迫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軍民經過九個月的英勇戰鬥，終於結束了荷蘭侵略者在臺灣38年的殖民統治。
鄭成功收復臺灣後，採取了許多政治、經濟措施。如在當地設置府縣機構，管理各地；組織士兵進行屯田，獎勵各族人民墾荒，大陸人民也陸續遷往臺灣。鄭氏政權規定向高山族每社派去漢族農民一名，給熟牛一頭和一些農具等，推廣鐵犁牛耕等生產技術，使臺灣農業經濟迅速發展起來。此外鄭氏政權還提倡開設學校，提高臺灣人民的文化知識。
鄭成功收復臺灣、經營臺灣，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維護了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表明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堅強決心；它促進了臺灣的開發，使臺灣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迅速發展起來。鄭成功的這種豐功偉績，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民族英雄。
第二節清朝封建專制統治的加強
一中央和地方的組織機構
中央政權組織 清代中央政權機構多仿明制，但又有自己的特點。清改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宏文院）為內閣，作為中央最高行政機關。清代內閣設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學士滿六人、漢四人。內閣的實際權力比明代小。
清中央的執行機關是六部。各部職責和明朝基本相同。六部皆設尚書為長官，左、右侍郎為副長官，俱滿、漢各一人。
清代內閣名義上是最高行政機關，但它並不是真正的權力中心。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後來的軍機處，才是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清初，凡軍國大政，皆交由議政王大臣會議決定。議政王大臣會議亦稱“國議”，權力很大。其成員概由滿族貴族組成，漢人不得參預。這種滿族貴族專制的形式，不僅和皇帝獨攬大權相抵觸，而且也不利於清朝進一步爭取各族特別是漢族上層的支持。所以康熙皇帝時又在宮內設南書房，簡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任。南書房設立後，皇帝諭旨多命南書房翰林撰擬，從而削弱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
雍正在位期間，又於1729年（雍正七年）設立軍機房，並於1732年（雍正十年）正式改稱軍機處，承旨辦理機務，取代議政王大臣會議，剝奪了諸王預政的權力。參加軍機處的軍機大臣，由皇帝在滿、漢大學士及各部尚書、侍郎中選定。其名稱有“軍機大臣”、“軍機大臣上行走”等。為首者稱為“領班”，亦稱“首樞”。凡被選入軍機處者，都是皇帝的親信，完全聽命于皇帝。皇帝通過軍機處將機密諭旨直接寄給地方督撫，稱為“廷寄”；各地督撫也將重大問題徑寄軍機處交皇帝審批，稱為“奏摺”。中間既不再經過內閣這道手續（“明發上諭”仍通過內閣下達），對邦國大政的處理更無需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議決。
軍機大臣以下設章京等官，從六部員司和內閣中書裏選用。章京的任務是繕寫諭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作軍機大臣的輔助人員。章京也是滿、漢人員各兩班，每班八人，各設一領班。章京參與機要，草擬聖旨，俗稱“小軍機”。
清代的軍機處機構精簡，行政效率高。人少精幹，遇事不互相推諉，能迅速處理軍國大事。
軍機處的設立，進一步加強了君主專制制度。皇帝通過軍機處，集大權於一身，軍機大臣 “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這標誌著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理藩院：這是清代創設的一個專門管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中央機構。初設時僅管理蒙古，以後擴大到新疆、青海、西藏、四川等少數民族地區。還兼管對俄交涉等外交事務。其編制與六部基本相同，但官員全由滿族、蒙古族人擔任，漢人不得參與。理藩院的設置，說明清廷十分注意對蒙、藏、維等少數民族的政策，在加強和鞏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上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內務府：清朝特設專管宮廷事務的機構。長官稱總管大臣，由滿族王公大臣擔任。清朝設內務府的目的，在於防範太監竊權亂政。
除上述各中央機構外，還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國子監等許多府、院、寺、監機構。
地方機構 清代地方行政機構分為省、道、府、縣四級。此外，還有與省大體平行的邊疆特別行政區。
鴉片戰爭前，清朝共設置十八個行省。省級最高官員是總督和巡撫，每一省或二三省設總督，各省均設巡撫，握一省或數省的軍政大權。他們都是皇帝的心腹，一切秉承皇帝的旨意行事。此外，每省還設有提督學政一人，會同督撫主管一省的教育、科舉考試等事務，不論本人官階高低，在充任學政期間，其地位與督撫平行，素有學台之稱。督撫之下，各省均設承宣佈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設布政使、按察使各一人。布政使又稱藩台，主管一省的民政、財政和人事大權。按察使又稱臬台，主管一省的司法、刑獄、糾察。
道設道員，為省藩、臬二司與府、廳中間一級的地方長官。各省無定員。道有分守道與分巡道，分守道專掌錢谷，分巡道專掌刑名。此外，還有專職道，是主管一省某一方面的事務的，如糧儲道、鹽法道、兵備道、河工道等。
府設知府一人。州分散州（又稱屬州）、直隸州二種。設知州一人。散州隸於府，轄區較縣為大，但級別同縣。直隸州與府同級，直屬於省。廳一般設在邊遠地區，分屬（散）廳、直隸廳二種，設同知或通判一人。屬廳隸於府，直隸廳與府同級，隸於省。縣，設知縣一人，主管一縣政事。
保甲制 保甲是清代實行的一種嚴密控制人民的基層行政組織。其制規定：不論州縣城鄉。每十戶立一牌長，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每戶門上掛一印牌，上寫戶主姓名和丁口數，並登入官冊，以便稽查。清政府通過這種辦法，對各族人民的思想、言論和行動進行嚴厲的控制。
特別行政區　清代在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設特別行政區，採取和內地不同的行政管理辦法。在蒙古地區實行盟、旗制度。旗，是中央政權領導下的基本行政單位。旗設劄薩克一人，掌管一旗政令。旗下設佐，佐設佐領。旗上有盟，每盟由若干旗組成。盟設正副盟長各一人，是經理藩院從各盟劄薩克及閒散王公中簡選奏請皇帝任命的。盟不是旗的上一級的行政組織，而是一個代表中央對所屬各旗實行監督的督察機構。有關蒙古重要事務，都由朝廷通過理藩院具體掌管。在烏裏雅蘇台、科布多、庫倫、塔爾巴哈台、西寧等地所設置的將軍、參贊大臣、辦事大臣等官員，都是皇帝的特派大員，他們直接聽命于皇帝，稟承皇帝意旨，掌管各有關地區的軍政大權。
在維族地區，設總理回務劄薩克郡王一人，治理該部政務，又設協理圖撒拉克齊二人以佐之。各大小城池，皆因其舊名置各色名目的大小伯克等官員，自三品至七品，各以授地或職掌不同以為差。亦皆由朝廷派駐的伊犁將軍、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以及領隊大臣、辦事大臣等統轄。

在西藏，達賴（駐拉薩）和班禪（駐紮什倫布）掌政令，行教化，同為政教僧俗領袖，但他們“並受成于駐藏大臣”。僧官有國師、禪師、劄薩克大喇嘛、大喇嘛等，專司教務。在衛、藏、喀木、阿裏四部，各置噶布倫（三品），以治政事。其下又有各級官吏，分管民事、財政及軍務等。清朝中央政府設置的駐藏大臣同達賴、班禪具有同等權力和地位。噶布倫以下各級官員，皆聽駐藏大臣的管轄和約束。
清朝遷都北京後，在舊都盛京設內大臣一人，副都統二人。康熙四年，改鎮守奉天等處地方將軍。從順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年間，陸續設立禮、戶、工、刑、兵五部。順治十四年，在盛京轄區設奉天府，主管民政。順治十年，增置甯古塔昂邦章京及副都統二員，統轄吉林、黑龍江地區。康熙元年，改為甯古塔將軍。康熙二十二年，又析設黑龍江將軍，管理黑龍江等地。
在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西南各省的一些少數民族區，清初仍沿襲明代土司制度，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諸司，亦有土府、土州、土縣的設置。雍正後，清政府陸續將土官改設流官，進一步加強了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直接統治。

官員的考察制度 為加強監督管理，凡天下文武官員，都要定期進行考察。規定三載考績，以定升降獎懲。京官叫“京察”，外官叫“大計”。對武官的考察，每五年一次，稱為“軍政”，由兵部主持。
但是，不論“京察”、“大計”還是“軍政”，在實行中都是瞻徇情面，弊端叢生。後來更成為故事具文，走走過場而已。
二 軍制和刑法
軍制 清軍主要分為八旗和綠營二種。八旗又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旗設都統（固山額真），由中央八旗都統衙門掌握，地方督撫無權徵調。八旗軍分為守衛京師的“禁衛兵”和駐防各地的“駐防兵”。“禁衛兵”擔負宮廷禁衛和京師衛戍重任。“駐防兵”則根據駐防地的輕重，從省會以下，至各城鎮要地，確定駐兵人數之多寡。
綠營兵，主要是清軍入關後收編的明朝降軍和各省改編的隊伍，用綠色軍旗，故稱綠旗兵或綠營兵。兵種有馬兵、步兵和水師。在各省者，由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所統轄。
為加強對全國各族人民的統治，清朝統治者除將他們的基本武裝力量八旗兵分別駐守在京城和各省城鎮要地外，綠營兵也配合駐防，二者互相穿插交錯，在全國構成軍事控制網，既便於對各族人民進行統治和鎮壓，又便於八旗兵對綠營兵進行監視和控制。
刑律　1647年（順治四年），《大清律》編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襲了《明律》的內容。後經康熙、雍正兩朝屢次增刪，並于雍正五年公佈。但清朝最經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因時所需，皇帝諭旨，內外條奏，均可定為條例。乾隆年間，先定三年修例一次，後改為五年一修，因而舊例不斷刪改，新例不斷增加。乾隆四十四年明確規定：“既有定例，則用例不用律。”有例即照例行，如無例可循，方可照律行事。
《大清律》的主要部分，仍為“五刑”、“十惡”、“八議”。它充分體現了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階級實質，以及保護地主對農民剝削和奴役的特權。另外，清律還表現出民族歧視和壓迫的特色。滿、漢人在法律上不平等。對各少數民族地區還有各種特訂的法律，如蒙族有“蒙古律”，維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強對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統治。
三文字獄
在康、雍、乾三朝，尤其是雍、乾時期，曾連續大興文字獄。對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統治者認為觸犯了君權，或者有礙於自己的統治，便被目為“狂吠”、“異端”、“悖逆”，必興起大獄，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連數百人。如1663年（康熙二年）發生莊氏明史案。浙江湖州富商莊廷請人增編《明書》，如實地寫了明末天啟、崇禎兩朝的一段歷史，如建州衛與明朝的關係等，被認為是有意反清，莊氏全族和為此書寫序、校對以及買書、賣書、刻字、印刷的人等共七十餘人被斬殺，還有幾百人充軍邊疆。莊廷已死，也被剖棺戮屍。再如1728年（雍正六年）呂留良之獄。浙江呂留良所著詩文和日記，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呂留良早死，湖南曾靜與弟子張熙，因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雍正皇帝九條罪狀，勸四川總督岳鍾琪起來反清。結果岳奏聞朝廷，將呂留良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事件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屍，活者斬首，受牽連者或殺或流，或發配為奴，輕者亦受杖責。乾隆時期的文網更加嚴密，即使是那些曾經受過皇帝嘉許的人，只要被認為稍有“不安分”的表現，也會橫遭殺頭之禍。
清代的文字獄是封建專制主義空前強化的產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領域內樹立君主專制和滿貴族統治的絕對權威。這種文字獄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後果，影響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第三節清朝統一形勢的加強
一 平定“三藩”之亂
所謂“三藩”，是指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仲明之孫，繼茂之子）和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來，他們各霸一方，形成幾股割據勢力。
“三藩”都擁有大量武裝。特別是吳三桂，“功最高，兵最強”，積極儲將帥，習武備，使“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他們仗著自己日益壯大的力量，飛揚跋扈，不聽約束，給清朝以很大威脅。
1673年（康熙十二年）三月，尚可喜請求歸老遼東，留其子之信繼續鎮守廣東。經部議同意他告老還家，但不允許留子襲爵，命其撤兵丁回籍。這一下深深觸動了吳、耿二藩。吳三桂為了試探清朝對他的態度，馬上上書告老辭職。接著耿精忠也提出撤藩的請求。這件事在議政王大臣會議上，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康熙帝認為“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特別是吳三桂“蓄異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遂決定下令“撤藩”。
吳三桂本打算博取清朝對他的“慰留久鎮”，不料竟批准“撤藩”。這對他們當然是當頭一棒。於是吳三桂很快串通心腹，急忙部署，於十一月間在雲南發動暴亂。
1674年（康熙十三年）初，吳三桂派將率軍進攻湖南，攻陷常德、長沙、嶽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佈檄文，煽誘鼓動。廣西將軍孫延齡、四川巡撫羅森等許多地方大員紛紛叛清。接著，福建耿精忠亦叛。在短短數月之內，滇、黔、湘、桂、閩、川六省陷落，一時局面相當嚴重。隨後，陝西提督王輔臣、廣東尚之信等也相繼反叛，變亂擴大到廣東、江西和陝西、甘肅等省。
吳三桂等舉兵叛亂的消息傳到京師，年輕的康熙帝力排眾議，對“三藩”之亂採取了堅決打擊的措施。
開始時，戰爭形勢對清軍很不利。於是，康熙帝首先用招撫的辦法，積極爭取了王輔臣的重新歸附。西北局面一穩，清軍遂集中兵力專攻湖南。從1676年（康熙十五年）以後，形勢變得對清軍越來越有利。康熙帝抓住有利時機，組織清軍從荊州江北和江西兩方面展開進攻。特別是從江西方面迂回間道破袁州，又自醴陵攻萍鄉，乘勝直指長沙，湖南震動。吳三桂急忙率領前線駐軍回援長沙，又從各方調兵遣將，全力拒守。這時，康熙帝看到吳軍全力固守長沙，乘其湖口各路守備空虛之機，命令清軍自荊州渡江進攻，吳軍潰敗。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軍進攻下，被迫投降。廣東的尚之信也於1677年出降。閩、粵以及江西都先後平復。
1678年（康熙十七年）三月，吳三桂在衡州稱帝，改國號為周。八月，吳三桂暴死，諸將迎立其孫世璠繼位，退居貴陽。
到1679年（康熙十八年）上半年，清軍收復湖南、廣西。到下半年，清軍定漢中，收復四川。康熙命彰泰為定遠平寇大將軍，率師由湖南進取雲貴，賴塔等率師由廣西南寧西進，趙良棟等統川師南下，齊搗雲南。1681年（康熙二十年），清朝三路大軍在雲南會師，圍攻昆明。十月城破，吳世璠自殺。雲貴悉平。
吳三桂等人發動的叛亂，目的在於搞分裂割據，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後失敗是必然的，而清朝平叛則是維護祖國的統一，符合人民的願望，各族人民是支持的。這次平叛的勝利，避免了一次大分裂，有利於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有利於消除地方割據勢力，加強中央集權，提高抗禦外敵的能力；有利於國內各地區、各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
二 統一臺灣
1662年鄭成功病逝後，其子鄭經嗣立。1664年（康熙三年），清軍攻佔金、廈，鄭經率部退守澎、台。這時，鄭氏集團內部矛盾很多，派系鬥爭激烈，他們原來所奉行的抗清旗號，已逐漸失去了號召力。

1681年，鄭經死，部將馮錫範等縊殺鄭氏繼承人，改立鄭經次子克塽嗣延平王位。克塽幼弱，成為馮錫範的傀儡，內部政治腐敗，互相傾軋，勢力更加衰落。在此情況下，康熙帝堅持統一臺灣的正確主張，於1681年七月，“以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與將軍總督等統舟師進取澎湖、臺灣”。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戰艦三百，精銳水師二萬，由福建銅山（東山）乘南潮進取澎湖。經過七天激戰，鄭軍守將劉國軒敗回臺灣。澎湖失守，臺灣上下“莫不解體”。鄭克塽遣使詣軍前乞降，清軍進駐臺灣。
鄭氏投降後，當時有人提出“宜遷其人、棄其地”的荒謬主張。施琅堅決反對這種意見。他認為，“臺灣地數千里，人民數十萬”，野沃土膏，斷不可棄；同時，臺灣乃東南之遮罩，有著重要的國防地位，“棄之必釀成大禍”。康熙帝堅決支持施琅的正確意見。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在臺灣設一府（臺灣府）三縣（臺灣、鳳山、諸羅），隸福建省，並在臺灣設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在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下，臺灣與大陸的關係更加密切，臺灣的開發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三粉碎准部上層的叛亂

清初，我國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和漠西厄魯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爾喀蒙古內部又分為紮薩克圖、土謝圖、車臣等三部。漠西厄魯特蒙古內部又分為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部。早在清軍入關之前，漠南蒙古就已歸附清朝，喀爾喀蒙古和厄魯特蒙古各部，也與清政府關係密切。
厄魯特蒙古的準噶爾部，從17世紀中葉以後逐漸強盛起來。當時沙皇俄國正瘋狂向外侵略擴張，中國的西北、東北和北部領土，成為他們侵略的重要自標。為此，沙皇于1666年（康熙五年）特派“使團”到準噶爾部向首領僧格等人威脅利誘，要其歸順俄國，但遭到拒絕和痛斥。僧格死後，準噶爾部的封建領主噶爾丹自立為汗，勢力日益強大。他不僅統治了厄魯特四部，而且佔領了天山南路各回城，勢力達到青海、西藏地區。噶爾丹為實現其割據一方的野心，遂與沙俄侵略者勾結起來。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春，噶爾丹和沙俄相互勾結，對喀爾喀蒙古發動了突然進攻。
喀爾喀各部向清朝中央求救。清政府即發歸化城、張家口、獨石口的存糧和很多牲畜茶布進行援救，並撥給科爾沁牧地為各部牧放之所。同時責令噶爾丹退兵，歸還喀爾喀牧地。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噶爾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萬多騎兵，公然向內蒙古大舉進攻，前鋒到達距北京九百餘裏的內蒙古烏珠穆沁部。
康熙帝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曾先後三次親征。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秋，清軍在烏蘭布通（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打敗叛軍。
為準備徹底解決噶爾丹叛亂和進一步加強對內外蒙古、特別是對喀爾喀蒙古的管理，清政府於1691年（康熙三十年）五月，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多倫會盟”。康熙帝在會上答應了喀爾喀蒙古貴族的請求，同意在喀爾喀蒙古三部實行盟旗制度，編為左中右三路，劃分為三十四旗，在行政管理上與內蒙古同例。
1696年三月，康熙帝親自率大軍出征。他指示方略，再度大敗對手，叛軍大部被殲滅，噶爾丹被迫潰逃。
此後，噶爾丹內部土崩瓦解，眾叛親離。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又率軍渡河至寧夏，命將深入追擊。噶爾丹走投無路，最後在日暮途窮的情況下，染病死去。
噶爾丹叛亂被粉碎以後，喀爾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來的居住地。清政府設置將軍和參贊大臣率兵駐守科布多和烏蘇雅台等重鎮，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管理和統治。
以後，噶爾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也走上了叛亂的道路。他不僅控制了天山南、北路地區，並且於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十月，派兵進入西藏拉薩，殺拉藏汗，囚禁達賴喇嘛。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帝再次派兵遣將，分兩路入藏，在西藏人民的幫助下，迅速驅逐了叛軍，使西藏的局勢穩定下來。
1723年（雍正元年），青海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發動了叛亂，清政府派兵很快平定了叛亂。清政府改西寧衛為西寧府，設立青海辦事大臣，分蒙古族為二十九旗，加強了對青海的管理。
1753年（乾隆十八年），准部貴族達瓦齊奪得了統治權，隨之發動叛亂。1755年（乾隆二十年）春，清軍分兩路向伊犁進軍。叛軍很快土崩瓦解，達瓦齊向天山以南逃竄，不久被擒獲。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准部貴族阿睦爾撒納在伊犁發動叛亂。1757年，清政府出兵平叛。阿睦爾撒納迅速潰敗，叛逃俄境。直到阿睦爾撒納病死，沙皇政府才把屍體交還清政府。
至此，準噶爾部封建主的長期叛亂活動，終於被鎮壓下去。清政府設立伊犁將軍、參贊大臣、領隊大臣、都統等，率兵分駐伊犁、塔城等地，鞏固了對天山北路的統治。對原來屬於準噶爾的唐努烏梁海等地區，清朝也加強了管理。
四 土爾扈特蒙古回歸
早在明末，土爾扈特部因與準噶爾部不和，被迫西遷額濟勒河（伏爾加河）下游地區，受到沙皇俄國的控制。但他們始終不忘祖國，不斷派人奉表入貢。
噶爾丹敗死後，阿玉奇汗又派人“入貢慶捷”，受到康熙帝的優賞。以後，阿玉奇以貢道被策妄阿拉布坦梗塞，特遣使假道俄境向清朝入貢和聯繫。康熙帝嘉其懷念祖國之深情，派圖理琛等人為使者，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假道俄羅斯前往額濟勒河探望土爾扈特部蒙古族人民。此後，土爾扈特部更密切了對祖國的聯繫，
由於沙俄的壓迫和奴役，土爾扈特人民曾於1761年發動了反抗沙俄的起義，遭到沙皇軍隊的鎮壓。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歲的土爾扈特汗渥巴鍚（阿玉奇之孫），毅然率全族返回祖國。他們經過長途跋涉，克服種種困難，特別是戰勝了沙俄軍隊的尾追和攔截，歷時半年，終於在六月末到達中國境內。乾隆帝在熱河避暑山莊很快接見了渥巴鍚等人，並舉行盛大宴會，表示熱烈歡迎，並對渥巴鍚等首領給予不同封爵，將其部眾分為四路、十旗，安置到準噶爾盆地一帶進行遊牧，由伊犁將軍管轄。和渥巴鍚同來的舍棱一支分為二旗，在科布多遊牧，由科布多大臣兼管。他們回到祖國後，在發展新疆地區的畜牧業經濟和維護祖國統一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五 對西藏管理的加強
早在清入關前，西藏的達賴喇嘛就與皇太極有書信往還。1652年（順治九年），五世達賴親到北京朝見順治帝。清廷賜他金冊金印，並敕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的封號，就是這時正式規定的。但西藏某些反動農奴主暗地卻與噶爾丹勾結，蓄謀叛亂。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達賴去世，桑結等秘不發喪，並盜用達賴名義，把持西藏地方政府。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桑結被拉藏汗處死。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準噶爾叛軍竄入西藏，殺害拉藏汗，給藏族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清政府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間，派兵入藏，擊敗了準噶爾叛軍。清政府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分理前後藏事務。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在西藏設置兩個駐藏大臣，分駐前後藏，以監督西藏地方事務。駐藏大臣的設置，說明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有了進一步的加強。
1728年（雍正六年），頗羅鼐因平叛有功，清朝封他為藏王，管理藏事。乾隆時又晉封為郡王。在他執政期間，始終盡力維護祖國統一，服從清政府命令，使西藏地方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係非常密切。
1750年（乾隆十五年），頗羅鼐子藏王朱爾墨特又勾結準噶爾叛軍進行叛亂，但很快就被鎮壓下去。此後，清政府廢止了藏王制，在達賴下面設置噶廈，由四噶布倫分理西藏地方政事。另外，清朝還增派駐軍，並在西藏西部設立卡倫（邊卡），以加強邊防。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禪前往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乾隆帝，受到清中央政府的隆重接待和歡迎。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廓爾喀（尼泊爾）封建主在英國殖民者的挑撥唆使下，大舉入侵我國西藏，進犯日喀則，掠劫紮什倫布寺，殘害藏族人民。西藏廣大僧俗人民對廓爾喀侵略者進行了英勇抗擊。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政府派大將軍福康安等率滿、漢、藏、索倫等族軍隊萬余人入藏征討。清軍很快就將廓爾喀侵略軍全部趕出中國國境。
清政府擊退了廓爾喀侵略者之後，對西藏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頒佈的《欽定西藏章程》中，明確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各級地方官員及管事喇嘛，都歸駐藏大臣管轄，“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他們的任命，也“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達賴、班禪以及其他呼圖克圖“靈童”轉世時的“金本巴瓶掣簽”儀式，也要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進行。即把呈報出世的“靈童”指出數名，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上，放進皇帝頒發的金本巴瓶內，誦經七日，屆時，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抽籤，然後再呈請中央政府批准，方為有效。其他如審查財政收支、主持對外事務、春秋巡視國境等，也都由駐藏大臣經管。此外還整頓西藏地方軍隊組織，加強防務，鑄造西藏地方銀幣。通過這些措施，西藏“事權始歸一”。從此，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
六 “改土歸流”

在少數民族眾多的西南地區，清政府於1726年至1731年間（雍正四年至九年），進一步實行了“改土歸流”政策，將很多少數民族世襲的土司改設為流官。當時，清政府任命鄂爾泰為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在貴州廣闊的“苗疆”，雲南的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與西南邊境地區，以及廣西的一些土司，大規模地施行改土歸流。乾隆時，清政府又在四川西北部的大小金川地區，在平叛的基礎上施行了改土歸流。1746年（乾隆十一年），大金川土司莎羅奔作亂，清朝派兵平叛，時經二年，莎羅奔降附。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小金川土司僧桑格作亂，大金川土司索諾木派兵暗助。清朝派軍前往鎮壓，到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才平定了叛亂。清政府廢除了大小金川的土司制度，改設流官進行管理。
改土歸流的措施，消除了土司的割據狀態，有利於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這是我國政治制度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雖然這種改革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而且還保留了舊土司的許多特權，但在客觀上對國內各族間經濟、文化聯繫的密切和中央與地方間關係的加強，都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七鎮壓大小和卓木及張格爾的叛亂
當清朝平定準噶爾叛亂時，原來被准部俘虜的維族各城首領大小和卓木（博羅尼都和霍集占）逃回了老家。他們為了恢復過去的地位，遂於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煽動叛亂活動。次年，清朝派軍平叛。到1759年，終於將這次叛亂鎮壓下去。之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領隊大臣，他們受到伊犁將軍的管轄。
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逃亡浩罕的大和卓木的孫子張格爾，在英國侵略者的直接支持下，潛入喀什噶爾，煽動維族上層反動分子發動了一次武裝叛亂。英國侵略者企圖通過張格爾，把中國的新疆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因此積極訓練張格爾叛軍，提供武器。另外張格爾還和浩罕國的統治者進行勾結，答應事成之後，割讓喀什噶爾，平分喀什噶爾等四城的人口和財產。
1826年（道光六年），張格爾叛軍佔領了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等城。英國侵略者也隨之而入，並對張格爾進行著嚴密的監視和控制。
張格爾佔領了天山南路各城之後，到處姦淫婦女，搶掠財物，並強迫十五歲以上的男子當兵。這種暴行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堅決反對。清政府又派楊遇春等率領大軍前去鎮壓。在各族人民特別是在維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清軍屢敗叛軍，並收復了喀什噶爾等失地。1827年（道光七年）十二月，清軍俘獲張格爾，叛亂被鎮壓下去。
第四節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恢復生產的措施和“攤丁入畝”

明末清初，由於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特別是前後延續四十年的戰亂，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如地處中州的河南是“滿目榛荒，人丁稀少”。在江南地區，“人民多遭慘殺，田土盡成丘墟”。號稱膏腴的四川，則是“民無遺類，地盡拋荒”。城市工商業也同樣受到嚴重摧殘，全國出現一片凋敝景象。
為了鞏固其封建統治，清統治者不得不採取一些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措施。
其一，停止圈地。清統治者強行圈地不僅使生產遭到破壞，社會矛盾更加激化，同時也引起統治階級內部特別是滿漢地主官僚之間的矛盾加劇，對維持統治秩序也很不利。所以，1669年（康熙八年），清政府下令停止圈地。“自後圈佔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藉以緩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
其二，實行“更名田”。1669年（康熙八年），清政府把一部分明代藩王所占田地給予“原種之人，令其耕種”，永為世業，號為“更名田”。第二年，又下令更名田內 “著與民田一例輸糧，免其納租”。減輕了對這一部分農民的剝削，使之完全處於自耕農的地位。實際上，清政府通過此舉承認了明末農民在起義中已奪回藩王所占莊田的事實。
其三，獎勵墾荒。順治初就制定了墾荒辦法。凡州縣衛所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者令原主開墾，無力者官給牛、種，三年起科。1649年（順治六年），又諭內三院：“凡各處逃亡民人，不論原籍別籍，必廣加招徠，編入保甲，俾之安居樂業。察本地方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准為業”，六年以後，方議徵收錢糧和差徭。
到康熙時期，全國政治形勢逐步穩定，為進一步推行墾荒創造了有利的條件。1671年（康熙十年），清政府下令新墾荒地四年起科，並重申順治時對鄉紳墾田給予獎勵的規定。第二年，又將起科時間放寬到六年。不久，又作了進一步的放寬。對某些墾荒農民貸給牛、種，康熙時期執行的也比較注意。經過各族勞動人民幾十年的辛勤墾辟，成效卓著。像拋荒嚴重的兩淮地區，至康熙中期已“無尺寸之荒蕪”。因遭三藩叛亂而更加殘破的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到康熙晚年也“開墾無遺”。
其四，整頓賦役制度和“攤丁入畝”。1646年（順治三年），清廷以明萬歷時舊籍為准，著手編纂《賦役全書》，到1657年（順治十四年），才真正完成。又立魚鱗冊和黃冊，使之與《賦役全書》相表裏。另外在開徵前，還發給花戶“易知由單”，作為交納賦稅和驗證的憑據。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又刪除全書上的田賦尾數，重新編成《簡明賦役全書》。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濫派和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在催征辦法上也不斷改變，如從發給花戶“由單”到“串票”（二、三、四聯等串票），再到“滾單”等。同時，清初還通過丈量田地，編審人丁，使錢糧征額比較符合實際數。這樣，農民相對地減輕了一些賦役負擔，有利於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不過，這些改革措施，雖然收到了一些成效，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賦役制度的混亂和賦役負擔不均的問題。因為清初賦役的征派仍是按地畝、人丁兩重標準進行的。由於官僚豪紳的隱匿和勞動人民的逃避，地畝、人丁的確實數字總是難以查清。特別是隨著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斷增長，丁稅更成為廣大貧民的沉重負擔，從而不斷引起逃亡和反抗鬥爭。
為了穩定稅收額數，清政府於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宣佈以1711年（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銀額為准，以後額外增丁，不再多征，叫作“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只是不再增加丁銀，並不是免除丁銀。康熙末年，四川、廣東諸省已有實行將丁口之賦攤入地畝徵收的辦法。到雍正時，清政府又進一步實行了“攤丁入畝”的辦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來的丁銀（人丁2462萬、丁銀335萬餘兩）攤入田賦銀中，一併徵收，稱為“地丁制”。從此，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基本上被廢除。這有助於封建統治秩序和稅收的穩定，並使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束縛逐漸削弱。
其五，廢除匠籍。明代匠戶有匠籍。從明中葉起，雖然輪班匠改為以銀代役，但住坐匠的封建勞役制剝削始終沒有改變。入清以後，因“歷年久遠”，特別是經過明末農民戰爭的衝擊，“原匠子孫逃故無遺”，止存戶籍。在這種情況下，清廷曾於1645年（順治二年）一度“免直省京班匠價，並除其匠籍”，但不久又恢復徵收。康熙以後，又陸續將匠銀攤入田賦，最後廢除了匠籍制度。這樣，匠戶不但在事實上而且在法律上也擺脫了封建政府的人身奴役，從而為工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豪格

第一章：清朝（鴉片戰爭前）（西元1644年～1840年)
二 社會經濟的發展
農業的發展 清代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首先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耕地面積的擴大。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為526萬頃；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
清代人口的增長也很迅速。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數字是1913萬。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乾隆以後，統計方法變了，總括大小男婦數。1741年（乾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為1億4300多萬；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億100多萬；1840年（道光二十年），更增長到4億1200多萬。人口的大量增加，表明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
在水利的興修上，當時也取得了很大成績。明末清初，由於黃河下游堵塞，多處決口，黃、淮合流，給兩岸農田造成嚴重災害。康熙時大力修治黃河，通過廣大民工十來年的辛勤勞動，終將“淮黃故道，次第修復”，暫時緩和了黃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脅。另外，康熙時，勞動人民還完成了永定河的修浚工程。當時，每年用在治河上的經費達三百萬之巨，足見康熙帝對治河的重視。雍正時，又擴大修築江、浙的海塘，使沿海地區的肥沃農田免受海潮的侵襲，還將部分海灘辟為良田。其他各地也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
由於注意精耕細作，農田的單位面積產量也有顯著提高。如稻米生產，在江浙、湖廣、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區，一般都畝產兩三石，多者可以達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康熙時在江南大力推廣雙季稻，使單位面積產量進一步提高。由於“蘇民精於農事”，達到了“五年耕而餘二年之食”。臺灣稻米的總產量也很高，一年所產足夠四年之用。北方京、津等地試種、推廣水稻，也取得較好的收成。
經濟作物的種植也有進一步的發展。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不僅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產區，而且東北也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在松江府屬諸州縣，“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棉者，則有十分之七八”。河南的棉花也大量輸出。植桑養蠶也很興盛，如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農民都大量種植桑樹。特別是浙江省，“蠶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區，“尺寸之堤，必樹之桑”。所獲之利，比種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餘倍。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臺灣等地也十分普遍。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白紫二蔗，動連千頃”。臺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煙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而耳聞於他省者，亦如之”。清代經濟作物的發展，為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租佃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清代農業生產中的主要封建剝削形式是租佃制。按照交納地租的方式不同，可分為分成租和定額租兩種。在分成租制下，地主和佃農按一定比例分取農田產品。佃戶所用“耕牛籽粒，多取給于業主”。因此，地主對農田生產和佃農本身干涉較多，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較強。此種租制多行於北方。在定額租制下，“其農具籽種，皆佃戶自備”。由於地租額固定不變，地主喪失了干預生產和佃農本身的條件，因而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相對減弱，佃農的生產主動性較強。此種租制多行於南方。
清代通行的地租形態是實物地租，不僅分成租制如此，就是定額租制主要也是交納實物。這是與當時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相適應的。但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地租形態也相應起了變化，一部分實物地租逐漸轉化為貨幣地租。
隨著貨幣地租的發展，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進一步削弱了。清中期以後，可以看到佃農與地主之間的這種關係的某種程度的變化。在許多地方，出現了佃農與地主之間無主仆名分的情況。
清代佃農所擁有的永佃權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在江西、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安徽等南方各省，永佃權的存在較為普遍。永佃權的名稱各地不同，有的稱做“田皮”權，有的稱為“田面”、“質田”、“佃業”等等，是同地主所擁有的“田骨”、“田底”、“糧田”、“糧業”相對立而存在的。永佃權的存在，使土地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發生分離，也使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更加鬆弛。

清代在農業生產中使用雇工的現象也日益增加。特別是在乾隆以後，外出傭工的人數越來越多。當時有人指出：農民“無田可耕則力佃人田，無資充佃則力傭自活”。清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經營地主和富農購買或租種大量土地，雇傭較多的工人進行生產，種植各種經濟（或糧食）作物，獲取利潤。這些農業雇工同雇主之間的關係比較鬆弛，他們“同桌同吃，沒有主仆名分”。
此外，社會地位十分低下的“世仆”、“伴當”、“墮民”、“樂戶”等所謂賤民，到雍正時，在法律上也取得了與一般民戶同等的社會地位。這為他們進入各行業創造了條件。
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明末清初，因長期戰亂，手工業生產也遭到嚴重破壞。大約經過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後，手工業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當時江甯、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雖然清朝統治者在江甯、蘇、杭設有織造衙門，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南絲織業的正常發展，但清代民間絲織業還是發展很快。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余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型大小”，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清代，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時，不說官窯，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余萬”。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制瓷業也都發展起來。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佈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豔，精美異常。
制糖業在臺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臺灣的種蔗制糖極盛，每歲產蔗糖“六十余萬簍”，“簍一百七八十斤”，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制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一步發展。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採的規模都比較大。如雲南的銅礦，至乾、嘉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餘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那裏有鑄鍋業、炒鐵業、制鐵線業、制釘業和制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為有名。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內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商業的繁榮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更加密切。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於外省。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臺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特別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內外市場。例如南京所產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也更加繁榮。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華。如蘇州“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這種情景在風俗畫《盛世滋生圖》中有形象地反映。其他如天津、濟南、開封、太原、廣州、廈門等地，也都商業繁榮的都市。
各地中小市鎮的發展更為突出，這是隨著農產品商品化和手工業、商業的發展而興起的。如湖北的漢口鎮，“戶口二十余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商業往來，以“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而各省會館亦多”。廣東的佛山鎮，乾、嘉間已發展成有622條大小街巷和數十萬人口的工商業大市鎮。河南的朱仙鎮，因地處南北水陸交通要道，也成為一個有名的商業市鎮。諸如此類，等等。
由於經濟作物種植的不斷擴大，農產品商品化得到了相應的發展，農村市場也隨之發展起來。這種農村市場，在江浙地區十分活躍，尤以蘇、松、嘉、湖、杭等地特別發達。如蘇州府的震澤鎮，在明代只有數百家，由於工商業的發展，到清代乾隆年間，“居民且二三千家”，“棟宇鱗次，百貨俱集，以貿易為事者，往來無虛日”。北方的農村集市也有很大發展。但總的來看，北方的農村市鎮，無論是規模、數量，還是繁榮程度，都比不上南方。
清代還出現了不少財力雄厚的富商。如山西的票號，兩淮的鹽商，廣東的行商和各地的糧商、布商等，資財都達到數十萬至數百萬兩。他們盤剝的巨額利潤，主要仍停留在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範圍內。
清朝的對外貿易，比以前也有所發展。中國出口的貨物有茶葉、陶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紙張、紙傘、乾果、線香、煙草、鐵鍋、傢俱、糖、人參、牛馬、穀物、豆、羊肉、麥粉等，進口的商品多為毛織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種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慶以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始終保持著出超的地位。
但是，由於清朝統治者盲目自大，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地大物博，無需同外國進行交易，再加上害怕中國人同外國人接觸對他們的統治不利，因此採取了閉關自守政策。清延不斷下達各種有關海外貿易的禁令，對中國人出海經商和外國人來華貿易，都有種種嚴厲的防範和限制。這不僅嚴重地阻礙了對外貿易的正常進行，而且也影響了國內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
三資本主義萌芽的緩慢增長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資本主義萌芽也有了緩慢的滋長。首先是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廠較以往有明顯的發展。在絲織業方面，手工業工廠主所擁有的織機數量有很大的增加。例如江寧的絲織業，在明代遠不如蘇州發達，但在清代卻大大超過了蘇州。康熙前期，清政府對絲織業採取抑制政策，規定“機戶不得逾百張”。但隨著絲織業和整個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對私人手工業自由發展的限制，越來越遭到工廠主的強烈反對。後經江甯織造曹寅奏免，“遂有開五六百張機者”。每張機按二人計，一個手工工廠就擁有工匠千人左右。當然，這種規模巨大的手工工廠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擁有數張至數十張的中小作坊。當時蘇州的織機也有三四千張，織工總數不下萬人左右。
再以江西景德鎮的制瓷業為例。乾嘉時全鎮從事陶瓷業生產的手工作坊或工廠主有數千戶，雇傭工匠人夫不下數十余萬。平均每個手工工廠主雇傭百十個工人。當時的生產分工是相當細密的。一件瓷器從陶煉泥土到製作陶坯，再送進窯內燒成，這一系列製作過程，據根各個環節和不同工種，工人們都有專門分工。例如畫者只畫不染，染者只染不畫。從規模和分工情況看來，景德鎮的制瓷業已達到手工工廠階段。當時的民窯窯戶就是手工業作坊主或手工工廠主。他們雇傭著很多“挾其技能以食其力”的工匠進行生產，靠剝削手工業工人來發財致富；他們與工人之間的關係顯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剝削關係。
相對偏僻的陝西漢中一帶的鐵冶工廠的規模也很大。那裏的“鐵爐高一丈七八尺”，“旁用風箱，十數人輪流曳之，日夜不斷”。鐵廠內部有許多生產環節，如開石挖礦、裝窯燒炭、冶鐵、製作器物，以及各項運輸等。每一環節中又分不同工種。“供給一爐所用人夫，須百數十人”。一個大鐵廠往往有二三千人，小廠也有千人或數百人。這已是規模相當大的鐵冶手工工廠了。
雲南銅礦的生產規模更大，分工更細。“大廠動輒十數萬人，小廠亦不下數萬，非獨本省窮民，凡川、湖、兩粵力作功苦之人，皆來此以求生活。”投資經營者，也都是來自川、湖、江、廣的鉅賈大賈，“每開一廠，率費銀十萬、二十萬兩不等”。
其次，清代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還表現在包買商直接或間接控制手工業生產的現象，比過去有明顯發展。這些包買商通過貸給工本，供給原料和生產工具等方式，控制和剝削小生產者。
從康熙至乾、嘉、道期間，在江甯、蘇州等地出現了許多由大商人開設的“帳房“，擁有大量的資本、原料和織機。“帳房”擁有大量資本，他們把原料（絲），甚至工具（織機）分給許多小機戶進行生產。各機戶領到原料後，“複將絲發往染房染色，然後收回”，再交與絡工絡絲，最後織成綢緞，送歸“帳房”批售。工資由“帳房”發給。“小機戶無甚資本，往往恃帳房為生”。這種“帳房”，就是一種大包買商。他們不僅支配著自己的作坊或工廠中的工人的勞動，而且還控制著一部分類似獨立的織工或小作坊主的勞動。
包買商的活動也滲進了手工業原料生產的領域。如江西贛州各地農民多以種苧麻為業，福建商人在二月間放錢給種苧者作工本，到夏秋時再收買苧麻回去做織布的原料。這就使一部分苧農受到這些商人的控制和剝削，是包買商控制原料生產的一種表現。
從上述情況中可以看到，清代資本主義萌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十分緩慢和不平衡的。其主要原因大致在於：首先，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貧困和落後，使小農經濟微弱不堪，無力擴大再生產，不能造成迅速突破舊的生產關係的社會生產力，而地主階級的剝削所得，又主要用之於生活上的消費或購置土地，很少轉化為資本。其次，中國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權歷來執行“重本抑末”政策，特別是在明清時期，這種傳統政策的執行又有了進一步的加強。封建政權對工商業的控制、掠奪、摧殘和對海外貿易的限制、壟斷，嚴重地阻礙了商業資本的正常發展和向手工製造業資本的轉化。其三，明清時期工商業中封建行會的盛行，也對工商業的自由發展起了阻礙的作用。因此，直到鴉片戰爭之前，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在中國占著主要地位。
四手工業工人的反抗鬥爭
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清代手工業工人的反封建鬥爭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1680年（康熙十九年），清朝統治者在安徽蕪湖進行額外苛征，剝削商賈，對民船所載日用柴米等物，盡皆抽稅，激起蕪湖全縣商民“罷市三日”。1784年（乾隆十三年）春，在蘇州更爆發了以“販夫”顧堯年為首的反封建官府及富商牙行囤積糧食的鬥爭。當時蘇州地區因淫雨連綿，稻米減產，當地紳商乘機囤積，以致米價上漲，廣大市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有市井販夫顧堯年者，倡言請平米價”，得到了數萬市民的支持。但這場規模巨大的市民反抗鬥爭，最終遭到統治者的血腥鎮壓。
早在1660年（順治十七年），廣東從化鐵礦工人佔據山中進行鬥爭。次年（順治十八年），廣東清遠爐工聚集起義。他們分為兩支，一支以丫髻山為據點，四出活動，“邑兵鄉勇屢戰不能撲滅”；一支聚集在太平池水，對地主豪紳進行了嚴厲鎮壓。至康熙五十一年，英德爐工關鳳生等又起來進行鬥爭。
清代各種手工業工人反對作坊主剝削、壓迫的鬥爭也非常活躍、頻繁。例如蘇州的踹工、織工、紙工、燭業工人，景德鎮的陶瓷工，門頭溝的煤窯工，北京的香工，雲南的礦工，廣州的織工，陝西的木工和鐵工等等，都曾先後爆發了反對作坊主克扣工價、開除工匠和要求增加工銀、反對封建政府壓迫的“齊行叫歇”的鬥爭。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蘇州踹工在邢春林、王德等人的領導下，又展開了一場“增添工價”的鬥爭，並成立踹工自己的組織──“踹匠會館”，以組織、領導踹工進行鬥爭。
蘇州織工的鬥爭也非常活躍。織工們為反對作坊主隨便開除工人並要求增加工資，於1734年（雍正十二年），以各種“幫行”名義，組織力量，“聚眾叫歇”，“勒加銀兩”，曾“迫使機戶停織”。像這樣的鬥爭以後仍不斷發生，而且鬥爭的方法越來越多樣化。
雍正以後，在廣州的絲織業、打石業和佛山鎮的綾帽業中，還出現了工人自己的組織“西家行”。每當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時，即由“西家行“的“先生”出面向東家交涉。

清代手工業雇傭工人的反抗鬥爭，是新的經濟因素在階級鬥爭上的反映。當雇工起來進行鬥爭時，作坊主總是和封建官府勾結起來，對工人進行鎮壓。所以當時雇傭工人不僅遭受作坊主的剝削和奴役，而且同時還遭受清朝封建政府的壓迫和束縛。這種情況使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遭到了嚴重的障礙。
第五節清代中葉的農民起義
一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
土地的高度集中　清代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剝削的加強，首先表現在他們對土地的大量掠奪上。滿族貴族不僅在入關之初大量圈佔土地，以後更倚仗其權勢繼續搶佔民田。漢族大官僚和一般地主也都競相兼併土地。例如，康熙時，大官僚高士奇“以覓館糊口之窮儒，忽為數百萬之富翁”，僅在本鄉平湖縣就“置田產千頃”，又在杭州西溪“廣置園宅”。在廣東，“富豪與民爭利”。農民辛勤開墾的荒地，“及至成熟”，“其業遂為富者所奪”。乾、嘉年間有名的奸貪權臣和珅掠奪兼併農民土地達八十萬畝。他的兩個家丁也仗勢掠奪別人土地六萬多畝。在地主階級採用各種手段大肆兼併土地的情況下，農民紛紛破產，變成了地主的佃戶和雇工。

殘酷的地租　清代貨幣地租雖有發展，但總的還是以實物地租為主。其中分成租制的剝削率，一般都在收穫量的一半以上，有的“歲取其半”，有的“四六派分”，有的甚至高達七成、八成。定額租的租額自然是按分成租制的最高租額確定的，所以這種定額租制同樣是殘酷的。它規定的租額每畝一般都在一石左右，高者達二石以上。
正租之外，還有許多巧立名目的額外剝削。諸如勒索“冬牲錢”、“轎錢”，逢年過節還要索取“送節錢”，嫁女要送“出村禮”，甚至佃戶家裏死人也要納“斷氣錢”，有的還要服各種無償勞役，等等。
繁重的賦役清朝封建政府對農民進行的賦役剝削，也越來越重。清初賦役，是依照明朝萬曆年間錢糧則例和舊額，經過清核，基本上按一條鞭法的辦法，將正、雜、本、折錢糧，開列易知由單，匯總統一徵收。除沉重的正額賦銀外，還有鹽課、茶稅、漁稅、牙稅、契稅、當稅、關稅等各種名目的雜稅。此外，還有花樣繁多的各種額外加斂。例如“折耗”，即在徵收漕糧時，先有“斛面浮收”，而後又發展成“折耗”。這是藉口糧食存放倉庫時，要有“鼠耗”、“雀耗”等耗損，故加收一部分折耗糧。再如納銀時有所謂“火耗”的加派。“火耗”，名義上說是要把交納的碎銀子熔銷改鑄成大塊，以便送庫保存，再加在返解送的耗費，所以要“稍取盈以補折耗”。實際上地方官把這項敲剝的收入，都裝入自己的腰包。雍正時，清統治者規定“火耗歸公”，正式改為田賦的附加稅。另外，在徵收錢糧和捐稅時，還要在定額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官吏的額外開支，叫作“陋規”。實際上“陋規”已成為官吏合法的貪污。
吏治的腐敗 清代封建官僚統治機構日益腐朽，大小官僚結黨營私，互相傾軋，貪污腐化，賄賂公行。
如在康熙時，入直南書房的少詹事高士奇，與左都禦史王鴻緒結為死黨，同大學士明珠一派互相攻訐。康熙帝曾氣憤地說：“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誣排陷，迄無虛日。朕於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切痛恨。”迨至乾隆、嘉慶時，情況更為嚴重。如軍機大臣和珅，結黨營私，包庇親信，為害更甚於前人。
貪污腐化更是清代統治階級的普遍現象。乾隆以後，貪風更熾。和珅就是一個典型。他當政二十餘年，貪贓枉法，無所不為。嘉慶初，和珅被抄家，據不完全統計，抄出的贓物和私財計有黃金33500多兩，白銀300余萬兩，當鋪12座，土地1260餘頃。同時又有大量房產，如僅北京城內收租房就有一千餘間，亭臺樓閣數百間。另外，還有珍珠手串二百餘，大珠、大寶石超過御用，綢緞毛皮等珍貴衣物數逾千萬，其他各種古玩、玉器、珍品不計其數。這筆巨大的財產，和珅垮臺後全部落入了嘉慶帝的腰包，所以當時就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民謠。
在整個宦海中，更是上下攀援，互相庇護。下級官吏取媚于督撫以為靠山，督撫拉攏京官以為奧援，而在京部院大臣則務求“迎合上意”以固權邀寵。全國上下形成了一個貪污行賄網。
二 人民的反抗鬥爭
在清代中葉，不僅廣大貧苦租地農民積極開展抗租鬥爭，以打擊地主殘酷的高額地租剝削，而且還出現了反抗黑暗封建統治的各地農民起義。其中突出的有這樣一些：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山東爆發了清水教（白蓮教的一支）首領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在甘肅青海地區出現了蘇四十三和田五領導的回族、撒拉族人民起義；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在臺灣領導了天地會起義；
1795年（乾隆六十年），湘黔苗族人民在苗民首領石柳鄧領導下，舉行了大規模苗民起義；
1796年（嘉慶元年），在川、陝、甘、楚、豫五省爆發了影響巨大的白蓮教起義，前後歷時九年，是當時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
1813年（嘉慶十八年），在北方的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又爆發了李文成、林清領導的天理教起義，諸如此類，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各族人民的起義鬥爭，前後經歷了幾十個年頭。雖然這些起義都被清廷殘酷地鎮壓下去，但它大大削弱了清朝的統治力量。此後不久，就爆發了規模更大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第五節清代（鴉片戰爭前）的中外交流和反抗西方殖民者的鬥爭
　
一清朝和亞洲國家的交往
清代中朝兩國除通過使臣進行的貿易外，在義州、會甯、慶源等地還設有定期的貿易市場。中國商人運去綢緞、皮貨、布匹、文具等，販回紙張、苧布、人參、牛馬和食鹽等物品。朝鮮開城的松商和義州的灣商，都以跟中國通商而著名。18世紀時，朝鮮商人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就達幾十萬兩。
清代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每次朝鮮的使節團來中國，隨行的人員都購回很多中國書籍。此外，朝鮮歷次使節團的隨員們，還常和中國文人學者相結識，互贈書籍或著作，對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如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趙寅永來中國時，曾將所帶朝鮮古碑拓本幾十種送給中國金石學者劉喜海。後來劉喜海在他和其他朝鮮朋友的幫助下，編輯了一部《海東金石苑》，成為研究朝鮮歷史和中朝關係的重要文獻。
清代康熙年間，中日之間的貿易十分繁盛。中國商船航日，最多時一年達一百餘艘。所攜帶的商品，種類繁多，包括生絲、綢緞、瓷器、茶葉、藥材、紙張、砂糖、染料、工藝品以及書籍、文具等等。從日本輸入中國的貨物，以銅為大宗，其餘則有金銀、海味、漆器等。隨著貿易的發展，旅居日本的中國商人也日益增多。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國人，對日本文化也有一定的貢獻。如清初著名學者朱舜水在日本開創講學的風氣，對日本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
17世紀以後，中、越之間的關係也更加密切。當時有不少中國人移居越南，和越南人民一起開墾荒地，發展生產。如1679年（康熙十八年），一次就有三千多人浮海到越南去，定居在越南南部的嘉定、定祥、邊和一帶。他們在那裏墾辟耕種，經營商業，使當地的社會生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越南開採金、銀、銅、錫諸礦，也多招募中國工人。
清代，中國和暹羅（泰國）之間的關係也有進一步的發展。18世紀以後，中國同暹羅的貿易極為頻繁。每年從上海、寧波、泉州、廈門和潮州等地前往經商的貨船有五六十只之多。當時，暹羅的米輸入中國的數量很大。清政府還制定獎勵辦法，鼓勵雙方商人向中國販運暹羅米。隨著貿易往來的頻繁，中國人移居暹羅的也日益增多。
清代，中、緬兩國封建統治者之間雖發生過戰爭，但兩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仍然十分密切。特別是在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雙方和好以後，中緬之間的往來更加頻繁。清初每年到緬甸經商的不下千百人，他們常帶銅器、鐵鍋到緬甸販賣。中國的剪刀和針也曾是輸緬的大宗商品。18世紀中葉，中國從雲南入緬的商隊往往一次使用三四百頭牛，甚至兩千匹馬以馱運貨物。緬甸的棉花和食鹽等，也大量運入雲南。
此外，在清代，中國和柬埔寨、老撾、尼泊爾、印度、菲律賓、馬來亞、印尼等國，也都保持著傳統的友好關係。
二清朝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
清朝時期，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交流也有進一步的發展。清代西歐來華的耶穌會士，曾先後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中國古代經典譯為拉丁文加以刊行。18世紀30年代，耶穌會士馮秉正把《通鑒綱目》譯為法文，向西方介紹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來華的傳教士還通過書信和著作，向本國廣泛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歷史、學術、典章制度和風俗習慣等。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曾試圖用《趙氏孤兒》為藍本編寫劇本。18世紀時，巴黎、維也納、羅馬等歐洲大城市，曾上演了不少中國題材的歌舞劇。中國的文化思想，對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及其他百科全書派學者，都有一定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的儒家學說，符合人文主義精神。他們對中國封建社會的一些制度也推崇備至，認為中國中央六部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行政組織，中國的科舉制度和禦史諫議制度也十分完備。他們援引中國的這些思想和制度，作為反對天主教會和西歐封建專制王權的鬥爭武器。
中國的工藝美術品，特別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歐洲人的歡迎。17世紀時，中國瓷器在歐洲還比較罕見，多為宮廷所珍藏。到18世紀，從中國運往西歐的瓷器逐漸增多，開始成為生活用品。這時，歐洲仿製華瓷也獲得了極大成功。這時，西歐絲織品的色調和花紋，也多仿效中國。
清代，中國的園林建築藝術，也使歐洲人大為驚歎。來華的耶穌會士李明、王致誠等人，寫回西歐的一些報導，引起了歐洲人的極大興趣。後來，英國建築師錢柏茲來中國參觀，回國後著有《東方園林》一書，並在倫敦附近修建了一座模仿中國園林的花園。這座花園順應自然環境，形成一種非常優美新異的風格，當時被稱為“中英式花園”。
清朝時期，西方的科學技術對中國也有一定的影響。當時歐洲來華的天主教士，曾將西方有關天文、地理、曆法、數學、水利、醫藥、火器等方面的一些知識，傳入中國。
康熙帝對西方的科學技術比較重視。他本人就曾十分勤奮地學習過西方的各種科學知識。他也非常注意招徠具有各種科學技能的西方人才前來中國效力，並給他們以優厚的待遇。在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正式開始的全國地圖的大測繪工作中，就有白晉、費隱、雷孝思、杜德美等西方傳教士參加。白晉和張誠還曾合力將西方的《實用幾何學》譯成滿、漢文字。在欽天監中，也長時期有西方傳教士供職。如長於天文曆法的西方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都曾主持過欽天監的工作。南懷仁還曾受命鑄造火炮，並著有《神武圖說》一書，詳細講解西方的造炮技術，受到了康熙帝的讚揚和賞賜。
在醫藥方面，中國也受到西方的較大影響。17世紀末葉，西藥金雞納等傳入中國。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教士洪若翰等曾用金雞納治癒了康熙帝的瘧疾，從而受到康熙帝的極大重視。後來，康熙帝還曾以金雞納作為禦制聖藥，賞賜給他的臣下。18世紀中葉以後，金雞納在中國的應用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廣。此外，如薄荷露、玫瑰露、日精油、檀香油等其他一些西洋藥物，也都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而開始在中國傳播和應用。西方有關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也在清朝前期開始傳入中國。
但是，由於當時西方的科學知識主要是通過天主教士帶來中國的，他們所具有的知識並非都是當時西方最先進的科學成果，他們在主觀上更只是把傳播西學作為博取中國封建統治者的信任以利其在中國推行傳教、殖民事業的一種手段。而當時中國的清政府對外部世界又長期實行閉關自守、盲目自大的愚昧政策，對於外來的西方科學文化，他們所樂於接受的也僅限於那些對鞏固其封建統治所需要的某些知識。因此，在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時期，中國同西方的科學文化雖然有所接觸和交流，但卻受到了嚴重的阻礙。
三反抗沙俄侵略的鬥爭
當明、清兩朝交替之際，由於清軍主力進入關內，東北邊界一度空虛。這時，俄羅斯帝國已侵佔了西伯利亞，並進一步覬覦我國的東北邊疆。關於中國黑龍江流域的情況，直到17世紀30年代，俄國人還一無所知。1636年（明崇禎九年），俄國人第一次聽到關於黑龍江的傳說。隨後，他們獲得了更多的消息。中國黑龍江富饒情況的傳說，刺激了俄國殖民者侵略的野心。
1641年（崇禎十四年）初，沙俄七十多名哥薩克去尋找黑龍江。但是沒有找到，只得返回雅庫次克。1643年（崇禎十六年），波雅科夫帶領著一支132人的全副武裝的遠征隊，翻越外興安嶺，竄入我國精奇裏江（黑龍江北岸的一條支流）地區。他們綁架達斡爾族頭人作人質，並公然勒索達斡爾族人的糧食、牲畜和貂皮。於是，達斡爾村民奮起反擊，結果打死敵軍一名，打傷敵軍50名。它給首次入侵的沙俄侵略者以迎頭痛擊。
從1643年冬到1644年春，精奇裏江地區的達斡爾族人民對沙俄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抵抗。波雅科夫指揮的沙俄侵略軍則對中國居民大肆屠殺搶劫。後來，波雅科夫一夥闖入黑龍江，結果遭到當地朱舍裏（虎爾哈）人民的英勇阻擊，大部被消滅。波雅科夫在中國黑龍江地區竄擾了三年，最後狼狽地回到雅庫次克。
1649年（順治六年）春，沙皇俄國又派出了以哈巴羅夫為首的殖民軍，對中國黑龍江流域進行第二次武裝入侵。1650年一月，他們攻佔了雅克薩城寨。1651年六月，沙俄侵略者攻入了建築在黑龍江畔的桂古達爾城寨，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暴行。他們血洗全城，共殺死大人和小孩661人。他們還搶走婦女243人，兒童118人，只有15人倖免於難。
1651年（順治八年）十月初，哈巴羅夫一夥沿黑龍江竄到了烏蘇里江口以下六百多裏赫哲族居住的村落。1652年春，清朝駐甯古塔章京海色奉命向敵人發動突襲，迫使哈巴羅夫向黑龍江上游狼狽逃跑。
1654年，斯捷潘諾夫率侵略軍又竄至松花江口，遭到清軍的痛擊。1658年，清政府派軍討伐斯捷潘諾夫。七月，清軍在松花江和牡丹江會流處包圍了侵略軍，打死和活捉270人，捷潘諾夫也被當場擊斃。另有一些沙俄侵略軍因懾於清軍的聲威，不戰而降。第二年，清軍收復雅克薩，拆除了沙俄侵略者修築的堡寨。1660年（順治十七年），清甯古塔將軍巴海等人又在黑龍江下游的伯力附近痛擊沙俄侵略軍。至此，在黑龍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軍全部被肅清。
就在斯捷潘諾夫一夥覆滅的當年，另一批俄國殖民者已經出現在黑龍江上游石勒喀河流域，他們強佔了中國的尼布楚，築壘屯兵，作為在黑龍江上、中游一帶的據點。1665年（康熙四年），另一夥沙俄侵略者又侵佔了雅克薩，姦淫燒殺，無惡不作。清政府多次向俄國提出抗議，但都遭到拒絕。1681年（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在平定了“三藩”之亂後，開始集中力量反擊沙俄的侵略。
1683年，清政府任命薩布素為黑龍江將軍，坐鎮璦琿城，負責指揮軍事行動。同時，還積極開展摧毀雅克薩週邊敵軍據點的鬥爭。
但是，中國政府在攻打雅克薩前夕，仍沒有放棄和平解決問題的願望。而沙俄侵略者卻態度蠻橫，拒不撤退。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2月，康熙帝下令由都統彭春、副都統郎談、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統軍3000多人，水陸兩路進取雅克薩。
到6月，清軍水陸配合，包圍雅克薩。在清軍的猛烈打擊下，沙俄侵略軍死傷累累。其首領托爾布津只好投降。彭春等給他們以寬大待遇，准許他們攜帶財物和隨身武器（大炮除外）返回尼布楚。清軍毀雅克薩城後，又還駐璦琿等地。
但中國撤軍後不久，托爾布津再次率軍侵佔雅克薩。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3月，康熙帝下令再次討伐。7月中，清軍2000餘人進抵雅克薩城下。經過幾個月的激烈戰鬥和圍困，托爾布津被擊斃，雅克薩城指日可下。這時，沙俄政府由於軍事侵略未能得逞，不得不接受清政府提出的通過談判解決中俄邊界問題的建議。為了表示和平談判的誠意，清朝政府主動下令解除了對雅克薩的包圍。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8月，中俄雙方在尼布楚進行談判。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是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俄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是全權大臣戈洛文。談判結果，在中國作了某些讓步的情況下，雙方於9月7日（陰曆七月二十四日）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條約規定：“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即韃靼語所稱烏倫穆河附近之格爾必齊河為兩國之界。格爾必齊河發源處為石大興安嶺，此嶺直達於海，亦為兩國之界：凡嶺南一帶土地及流入黑龍江大小諸川，應歸中國管轄；其嶺北一帶土地及川流，應歸俄國管轄。惟界于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諸川流及土地應如何分劃，今尚未決，此事須待兩國使臣各歸本國，詳細查明之後，或遣專使，或用文牘，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亦為兩國之界：河以南諸地，盡屬中國；河以北諸地，盡屬俄國”。“俄人在雅克薩所建城障，應即盡行除毀。俄民之居此者，應悉帶其物用，盡數遷入俄境。”此外，條約對越界、雙方僑民的處理以及貿易等項，也都作了具體的規定。
《尼布楚條約》是中俄雙方簽訂的第一個邊界條約，它從法律上肯定了格爾必齊河和額爾古納河以東，外興安嶺直至鄂霍次克海以南的烏蘇里江和黑龍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這個條約維持了一百多年，在鴉片戰爭後才為帝俄所破壞。
從17世紀40年代起，沙俄殖民者也不斷武裝侵入喀爾喀蒙古所屬的貝加爾湖以東地區。17世紀下半葉，沙俄勾結準噶爾部叛亂頭目噶爾丹，圖謀一舉鯨吞喀爾喀蒙古。當他們的這一陰謀失敗後，他們就改變策略，採用逐步蠶食的辦法，侵佔中國蒙古邊境的大片土地。中國為了保持邊境安寧，制止沙俄的侵略，要求及早劃定蒙古地區北部邊境的中俄邊界。但沙俄政府卻一再拒絕中國方面的合理要求，致使中俄關係日趨緊張。後來，中國逐步加強了邊防，沙俄最後才表示願意接受清政府的建議，派遣使節來華談判。
1727年8月（雍正五年七月），中俄雙方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這是一個關於邊界劃分的初步協定，條約規定了東起額爾古納河，中經恰克圖附近的楚庫河（赤奎河），西迄唐努烏梁海地區的西北角的沙畢納伊嶺（即沙賓達巴哈）的邊界走向，中間樹立界碑，以南屬於中國，以北屬於俄國。
《布連斯奇條約》簽訂後，中俄雙方接著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條約共十一條，可以說是談判的一個總結果。在邊界問題上，其內容與《布連斯奇條約》相同，不過除了中俄北部邊界以外，又重新申明《尼布楚條約》中關於東部邊界的烏第河地區仍然暫不劃分的規定。其次，關於中俄通商，規定俄國商人每三年可以到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過二百人，買賣貨物，俱不徵稅。除北京外，可以經常在恰克圖、尼布楚兩地進行邊境貿易，也不徵稅。此外，條約還規定了俄國向中國派遣留學生、俄國在北京的俄羅斯館內建造教堂、增派教士等等內容。
四清朝與西方的貿易及衝突
英國同中國商業上的往來開始於17世紀上半期。1637年（崇禎十年），英國商船第一次來到廣州海面。17世紀中葉，英國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國家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裏，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18世紀末葉，英國又發生了工業革命，機器工業逐漸代替了工廠手工業。進入19世紀以後，英國的工業更飛躍地發展起來。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新的更大的市場，成了英國資產階級的迫切要求。英國殖民者在控制了印度等地以後，更垂涎富饒的中國，因之他們積極要求開放中國的市場。
法國當時是次於英國的資本主義國家。18世紀法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掃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到19世紀20年代以後，工業迅速地發展起來。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法國第一艘來華商船到達廣州，運回了大量中國絲綢和瓷器。嗣後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裏，法國的對華貿易雖然有所發展，但數額不大。
美國當時是落于英法之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在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脫離英國獲得獨立後，經濟上也逐漸擺脫了對英國的依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首航來華，開闢了中美之間的直接貿易關係。到鴉片戰爭前夕，中美貿易已出現了比較繁盛的景象。
英、法、美的資產階級雖然竭力想通過商業關係，打入中國市場。但當時清朝政府實行的卻是閉關政策，限制了對外貿易。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中國還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不需要從國外輸入大量商品；同時，清朝政府也怕中國人民與西方國家接觸以後，不利於它的統治。
順治時期，為了斷絕東南沿海鄭成功等抗清武裝的物資供應，清廷厲行“海禁”，“寸板不許下水”。來華的外國商船，也只准駛泊澳門一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統一臺灣後，清政府雖曾開放海禁，並於廣東澳門、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南雲臺山設立海關，作為對外通商的口岸。但後來由於英國等殖民者在中國沿海進行種種非法活動，清廷又於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封閉其他海港，只准在廣州一處通商，並由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統一經理外商來華貿易事宜。同時，清政府還制定了許多條規和章程，對廣州外商貿易的限制也越來越嚴。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政府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支持下，以給乾隆帝祝壽為名，派使臣馬戛爾尼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宜。第二年，當他在熱河行宮朝見乾隆帝時，提出了以下幾項重要的要求：一、准英國派使臣駐北京，照管本國商務；二、准許英國商人在寧波、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自由通商，並在北京設立商館；三、佔用舟山附近小海島一處，以居留商人，存放貨物，四、于廣州附近亦撥給一地，以居住英商，許可英商自由出入；五、減免英商在廣州澳門間內河運貨的稅額；六、准許英人在各省傳教。這實際上就是要求中國割地、開埠、減免稅率以及許可其種種特權。英國的這些要求，當即遭到乾隆帝的拒絕。
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政府又派阿美士德使華，重申前請。但由於在朝見的禮節上發生爭執，最後根本沒有受到嘉慶帝的接見。
英國政府企圖以外交手段來達到其擴大通商的目的失敗後，就更多地派遣商船到中國沿海進行走私活動，甚至可恥地向中國輸入鴉片。
在19世紀30年代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始終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以最重要的中英貿易而論，如在1781年到1790年間，中國輸英商品，僅茶葉一項，即達9626.78萬多銀元。而英國輸華商品，從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織品、棉布、棉紗、金屬等全部工業品在內，總共才1687.15萬多銀元，只抵中國輸英茶價的六分之一。歐、美資產階級每年要用大量的白銀來購買中國的絲茶等貨物。在19世紀初年，從廣州流入的銀元，平均每年約在一百萬兩至四百萬兩之間。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地位，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大力發展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貿易。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統計，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運往中國的鴉片為4570箱（每箱120斤），1831年（道光十一年）增為2萬多箱，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更激增至4.02萬箱。
鴉片的大量輸入，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禍害。據1835年（道光十五年）統計，當時吸食鴉片的已超過二百萬人，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英美等國的鴉片販子從走私中獲得高額利潤，造成中國白銀的大量外流。當時有人估計，在鴉片戰爭前的幾年裏，僅廣州一地每年外流白銀即達三千萬兩之多。清政府因此財源日益枯竭，人民的經濟負擔也更加沉重。
1838年（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廣州地方官在商館前的廣場上對一個中國鴉片犯處以絞刑，英美奸商竟出來干涉，他們公然劫了中國法場，並毆打官員和周圍群眾。這一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暴行，激起了廣大群眾的無比憤慨。幾千名群眾自動組織起來包圍外國商館，襲擊鴉片販子。群眾鬥爭的聲勢愈來愈大，成了對英、美侵略者的大示威。最後鬥爭取得了勝利，第二天仍然把鴉片犯處以絞刑。
中國人民反對鴉片販子的鬥爭，推動了清政府的禁煙運動。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于1839年三月到達廣州查禁鴉片。這完全是正義的鬥爭，而英國侵略者竟以此為藉口，公然於1840年（道光二十年）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從此，中國人民開始了一場新的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

豪格

第一章：清朝（鴉片戰爭前）（西元1644年～1840年)
第六節清朝（鴉片戰爭前）的文化
一 哲學思想
黃宗羲、王夫之和顧炎武　黃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沖，號南雷，又號黎洲，浙江余姚人。他的主要著作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和《明夷待訪錄》等。
黃宗羲激烈反對君主專制制度。他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批判了“君為臣綱”的封建教條，反對無條件的忠君思想，主張做官的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些議論是對明清封建專制主義的嚴厲批判。
黃宗羲還進一步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制。他指出，專制帝王的法，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統治而制定的，因而是非法的。黃宗羲主張提高宰相的權力以分君主的權勢。同時，為了限擊君主的胡作非為，他還主張擴大學校的職權，加強學校的輿論力量。
黃宗羲還駁斥了輕視工商業的傳統思想，指出工商業和農業一樣，“蓋皆本也”。他認為有關國計民生的工商業應該受到保護。黃宗羲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和他所提出的工商皆本的思想，反映了工商業發展後市民的一些政治要求，帶有初期的民主思想的色彩，在當時是進步的。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農，號齋，湖南衡陽人，世稱船山先生。他的著作很多，主要的有《張子正蒙注》、《周易外傳》、《讀四書大全說》、《黃書》、《讀通鑒論》和《宋論》等。
王夫之是中國17世紀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在宇宙觀方面，認為宇宙萬物是由物質性的氣構成的，整個宇宙充滿了這種物質性的氣。他說：“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範圍也。”這是明確地提出了宇宙是由物質元氣構成的物質實體的見解。在理氣關係的問題上，王夫之提出“理在氣中”，批判了宋明理學家的“理在氣先”和“心外無物”等各種唯心主義的謬論。關於“道”和“器”的關係問題，王夫之認為“天下唯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就是說，規律不能離開客觀事物本身而獨立存在。
王夫之在批判唯心主義先驗論的鬥爭中，建立了他的唯物主義認識論。他強調人的認識必須符合客觀物件，但客觀物件並不依賴主觀認識而存在。他說：“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這裏的“能”是指認識的主體，“所”是指認識的物件。就是說，必須有客觀物件才能引起認識作用，又必須與客觀物件相符合，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
王夫之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中還包含有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他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處在對立統一之中，都是在不停息的運動變化中的。他反對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指出：“靜者靜動，非不動也。”王夫之還認為變化日新不是舊事物的重複，而是“推故而別致其新”。他的這種發展觀，是具有積極進取精神的。
王夫之的歷史觀也有不少進步的因素。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有一定的規律可尋。他認為歷史發展的總的趨勢是不斷進步的，因此反對那種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的歷史觀。王夫之的這種歷史觀，對以後的進步思想家和革新運動都有很大影響。
王夫之還批判了宋明理學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唯心主義道德觀，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張滿足人生的物質要求。
顧炎武（1613年～1682年），字寧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他的主要著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亭林詩文集》等。
顧炎武在政治思想上，也激烈地反對君主專制，主張限制君權，擴大地方權力。他認為只有“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即皇帝同各級官吏共同掌握政權，才能達到“天下治矣”的目的。顧炎武還具有強烈的民族思想，他把封建社會中“亡國”與“亡天下”作了區別。即“亡國”僅是改朝換代；而“亡天下”則是民族、文化的淪亡，是關係到整個民族的命運的大問題。因此，他提出，“保國”與“保天下”不同，“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顧炎武的這些議論和主張，在當時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在治學方面，顧炎武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言。他指斥明末心學的弊害是“不綜當代之務”，“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結果弄得國破家亡。因而他提倡“實學”。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就是以有益於世用為目的而寫成的。
顏元和戴震由於清朝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宋明理學在清代仍居支配地位。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反對理學的進步思想家，顏元和戴震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顏元（1635年～1704年），字易直，號習齋，河北博野人。他一生從事教書、行醫。顏元的主要著作有《四存編》、《四書正誤》、《朱子語類評》、《習齋記餘》等。他對宋明理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注重躬行踐履的“實事”、“實學”，對後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戴震（1723年～1777年），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他的著作很多，內容包括算學、天文、地理、聲韻、訓詁、哲學等方面，後人編為《戴氏遺書》。他是中國18世紀的著名學者，也是一位富有戰鬥精神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借疏證《孟子》來闡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學思想，抨擊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和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唯心主義理學。
戴震對理學家把天理與人欲對立起來的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他指出，程、朱理學是“以理殺人”，這比“以法殺人”更為殘酷。他憤慨他說：“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這就公開揭露了程、朱理學所倡導的所謂“理”，完全是為“尊者”、“長者”、“貴者”效勞的，用封建禮教殺人比用刑法殺人還要兇狠厲害。
二 考據學和史學
考據學考據學即清代所謂漢學，又稱樸學。其內容主要是從文字音韻、名物訓詁、校勘輯佚等方面從事于經書古義的考證，並由此推廣到其他書籍。
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主張學術要有關當世之務，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的弊病，提倡漢學。他們反對宋明理學對《六經》的主觀主義的解釋，主張從小學入手，以求訓詁名物的真義。他們主張經世致用，是從抗清的立場出發的。但是，隨著清政權的鞏固，清政府一面大興文字獄，加強思想鉗制，一面提倡整理考訂古典文獻，以轉移人們反清鬥爭的目標。在這背景下，顧炎武等人所提倡的研究現實社會問題已不可能，而他們重視考據的治學方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很快就成為一種風氣。稍後於顧、黃的閻若璩、胡渭諸家的著作，樹立了考據的範例。胡渭精於經義，尤精輿地之學，他所著的《禹貢錐指》和《易圖明辨》，在辨別古書真偽和提倡疑古精神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貢獻。閻若璩更是一位著名的考據學家，他深于經史，亦精於地理。他沉潛三十年，著《尚書古文疏證》一書，用比較嚴謹的考據方法，證明古文尚書是東晉人偽造的。從閻若璩、胡渭開始，逐漸形成一種脫離社會現實、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這種學風，到乾隆、嘉慶時期更加盛行起來，形成考據學派，稱乾嘉學派。
乾嘉考據學派主要分為吳、皖兩大派。吳派以蘇州元和人惠棟為首。他著有《古文尚書考》、《九經·古義》等書。他們的治學方法是信家法而尚古訓，一切務在恢復漢人的說法。由於吳派墨守漢人的成說，比較保守，所以成就不大。
皖派以戴震為首。他們在治學上比較富有創造性，不拘泥於一家之言。他們採取“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考據方法，對中國古典文獻的整理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清代考據學在整理和考訂古代經書方面的論著很多，僅阮元所輯《皇清經解》及王先謙《皇清經解續編》所收，就有389種之多。段玉裁撰寫的《說文解字注》，在文字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王念孫撰寫的《廣雅疏證》和《讀書雜誌》，是有關訓詁、校勘的代表作。其他如對散佚古籍的輯選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貢獻。
史學清代的史學也有相當的發展。清朝官修的《明史》，共332卷，記載了明朝二百多年間的歷史。《明史》被認為是二十四史中較為嚴謹的一部。
清代私人修史者也很多。明末清初出現的《懷陵流寇始終錄》、《綏寇紀略》、《豫變紀略》等著作，雖然對農民起義有很多誣衊的語言，但也保存了一些農民起義的重要史料和線索。浙東學派的封建史學家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等，都注意研究明代的歷史。談遷編撰的《國榷》，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
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開闢了研究學術史的新領域。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以及《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和各地編纂的地方誌，都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由於考據學的影響，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也都用考據方法，整理和解決了古代史的一些問題，對於後人有很大幫助。
乾、嘉時的史學家章學誠，發展了劉知幾的史學思想，主張修史要有“史意”（即史觀）。他的史學批評著作《文史通義》，提出了“六經皆史”的看法，在中國史學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三清代官修大型圖書
康熙、雍正時，清政府組織一批人力，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10000卷。內容分曆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六篇，每篇又分門別類，條理清楚，搜集宏富，是繼《永樂大典》之後的又一部大型類書。
從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到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清政府又選派紀昀等160余人編輯《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大類，各類又分許多子目，檢閱比較方便。這套大型叢書，共收錄書籍3457種，79070卷，裝訂成36000餘冊。書的來源可分兩部分，一是清廷的內府藏本，一是收集各省的民間私藏本。成書之後，抄錄七部，分藏於北京和外地。
《四庫全書》是中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其中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但清政府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曾大量銷毀和刪改舊書，使祖國的文化遺產遭到了大破壞。
四 文學、藝術
小說 清代小說的盛行，是文學方面最有成就的一個部門。其中最著名的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紅樓夢》。
蒲松齡（1640年～1715年），山東淄川人，清初著名的小說家。他屢試不第，到處碰壁，窮困一生，只能以教書授徒為業。因此，他對清朝的黑暗統治有較深的感受。為了發洩自己的不滿，在清朝文化統治的高壓下，他借妖狐鬼怪的故事，編寫了一部短篇小說集棗《聊齋志異》。他在自序中說：“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

《聊齋志異》文筆流暢，語言簡潔而生動，富有浪漫主義色彩，幾百字的短文，能使故事情節波瀾起伏，引人入勝。
吳敬梓（1701年～1754年），安徽全椒人。他所寫的《儒林外史》，是我國一部優秀的古典諷刺小說。他在《儒林外史》裏，大力反對封建的科舉制度和腐朽的官僚政治。在他筆下，“儒林”圍繞功名富貴而互相勾結、吹捧、敲詐，禮、義、廉、恥等封建道德一概“絕滅”。這部作品還描寫了當時地主與農民生活的兩極分化和對立，對封建官僚宣傳的“太平盛世”作了絕妙的諷刺。此外，它還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並對下層市民深寄希望和同情，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有進步意義的。
《紅樓夢》初名《石頭記》，成書於18世紀，是一部傑出的古典長篇小說。全書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為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續寫的。
曹雪芹，名霑，號雪芹。其先世原為漢人，清軍入關前入了滿洲正白旗籍。他祖上三代世襲江甯織造的肥缺，是一個受到康熙帝特別賞識的貴族世家。後來他家被抄，移居北京西郊，他本人窮困潦倒，連飯都吃不上。曹雪芹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寫作《紅樓夢》的。
曹雪芹在《紅樓夢》裏，以通過描述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故事為中心，聯繫著廣闊的社會背景，具體解剖了賈府這個貴族家庭由盛而衰的歷史過程及原因，揭露了封建社會後期的種種黑暗和罪惡，以及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向人們揭示了封建社會必定滅亡的歷史規律。作者並通過描寫賈府封建家族內部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及其驕奢淫逸的無恥生活，無情地批判了封建的倫理道德、禮制法規的虛偽和反動性。對於殘酷的階級壓迫和剝削，作者也揭露得比較深刻。
《紅樓夢》還反映了曹雪芹反對封建禮教束縛、爭取婦女的平等地位和婚姻自主的民主主義要求。
《紅樓夢》的藝術成就達到了我國古典小說的最高峰。它結構緊嚴，語言精煉、清新，所描繪的各種人物情態如生，躍然紙上，對讀者有著無比的吸引力。
戲劇清代的戲劇在明代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流行的地方戲如秦腔、弋陽腔、徽調、二簧調等先後進入北京，與昆曲爭勝。這些地方戲出於民間，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它們以其豐富多采的內容和形式，質樸明快的音樂和表演，通俗易解而又富於感染力的唱詞和賓白，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喜愛，漸漸占了劇壇的優勢。
此外，北方的山西梆子、豫劇等，也非常流行。乾隆年間，豫劇曾到廣州去演出。在南方，由弋陽腔發展起來的江西的贛劇，由皮簧系統發展起來的漢劇、湘劇、桂劇等都逐漸成熟，成為獨立的劇種。
隨著戲劇的發展，一些優秀的劇本也產生出來了。清初洪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最為有名。
《長生殿》的主題思想是通過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妃子楊玉環的故事，歌頌生死不渝的愛情，同時又著力描寫他們的愛情帶給當時社會政治的極壞影響，暴露了統治階級的荒淫奢侈的生活和它所加於人民的深重災難。
《桃花扇》描寫了一個秦淮歌妓李香君與複社文人侯方域戀愛的故事，寫出了當時人民的亡國之恨，和南明弘光政權的腐朽，企圖以此來激勵人民的民族氣節。
繪畫 清代在繪畫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就。清朝初年的王時敏、王鑒、王翬、王原祁、惲壽平、吳曆等，都是畫壇的代表人物，並稱清初六大家。四王的山水畫受明末董其昌的復古主義的影響很深，缺乏自己的特色。惲壽平是清初影響很大的花鳥畫家。他繼承宋元花鳥畫的傳統，兼取各家，所畫的花卉取材較寬，畫法工整，色調柔秀清新，富有生氣。吳曆的山水畫重于實景取材，結構比較嚴整，講究明暗遠近，受有西洋畫的影響。
清代畫壇上成就最大的是清初的朱耷、石濤、肖雲從等人和清中期的揚州畫家，他們都具有獨創精神。朱耷等人是明代遺民，在他們的作品中，多寓有反對清朝民族壓迫的含意。清中期揚州畫家的代表是號稱“揚州八怪”的金農、鄭燮、羅聘、李、黃慎、李方膺、高翔、汪士慎等。他們敢於擺脫清初以來的臨古風氣，不受因循守舊畫風的影響。他們的作品獨抒個性，不拘一格，給人以清新之感。他們所畫的山水、人物、花鳥梅竹等各辟新的蹊徑，既不墨守古人的成法，又不脫離優秀的傳統，成為我國繪畫藝術史上的一個新流派。
五 科技
醫學　乾隆時官修的《醫宗金鑒》九十卷，徵集了不少新的秘笈及經驗良方，並對《金匱要略》、《傷寒論》等書作了許多考訂，是一部介紹中醫臨床經驗的重要著作。清代名醫王清任在醫學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醫林改錯》一書。他強調解剖學知識對醫病的重要性，並對古籍中有關臟腑的記載提出了疑問。他通過對屍體內臟的解剖研究，繪製成《親見改正臟腑圖》二十五種，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為祖國解剖學的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曆法和數學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蘇州吳江人，著有《曉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幾種天文學方面的著作。他精通中西曆法，對二者異說，皆能條其原委，究其得失。他肯定了西洋曆法先進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許多缺點和錯誤。他對日月食的演算法，對一些天文資料的應用，以及回歸年的長度、歲差常數等問題，都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意見。由於他能結合中外經驗，進行獨立的創造性的研究，所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進了中國曆算學的發展。
梅文鼎，字定九，號勿庵，宣城人。他以畢生的精力，從事於我國古代曆算學的整理和闡發，同時也對西洋科學加以研究和介紹。所著天文、曆法、數學方面的書籍，共達86種，在中外科學知識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寫的《古今曆法通考》，是我國第一部曆學史。
他的數學巨著《中西數學通》，幾乎總括了當時世界數學的全部知識，達到當時我國數學研究的最高水準。他在該書的《方程論》部分，闡明了我國古代方程的獨創性，指出這種演算法是西洋所沒有的；他在《勾股測量》、《九數存古》等部分，也都發揚了我國古代演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塹堵測量》、《幾何補偏》部分，他介紹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學，並對西洋立體幾何作了論述和發展；而在《籌算》、《度算》、《比例數解》等部分中，則解釋和介紹了西洋的對數、伽利略的比例規等方法。

明安圖，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曆算學家。他在乾隆時任欽天監監正。當時從歐洲傳進三個有關三角函數的解析式子──割圓三法（圓徑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沒有公式的證明方法。中國學者曾長期苦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種情況給當時的數學工作者掌握和運用這些知識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明安圖經過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寫出了《割圓密率捷法》四卷，不僅創用“割圓連比例法”證明了三個式子，而且進一步創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這是明安圖對數學的傑出貢獻。他是我國用解析方法對圓周率進行研究的第一人。
地理測繪　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大地測量，經過三十餘年的籌畫、測繪工作，製成了《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乾隆時，又派明安圖等人兩次到新疆等地進行測繪，最後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製成了《乾隆內府皇輿全圖》。在這份地圖裏第一次詳細地繪出了我國的新疆地區。這兩份地圖，至今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繪製的《重修大清一統志》的清代疆域圖，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版圖。
建築藝術 清代的園林建築在世界上是享有盛名的。如北京西郊的圓明園，周圍廣達三十裏，擁有150多座精美的宮殿、台閣、寶塔等建築。從康熙時開始營建，乾隆時基本完成，道光時又有所增修，前後經歷一百餘年，耗費白銀約二億兩。
圓明園綜合了國內許多名園的特色。如海甯的安瀾園，蘇州的獅子林等等，都被一一仿建在園內。因此，它可以說是我國名園山水的一個縮影。圓明園還吸收西歐園林建築的特色，建有“西洋樓”，安裝有人工噴泉。園內建築物上的雕刻、繪畫，都是全國名工巧匠的藝術傑作。圓明園內還珍藏有歷代文物和藝術珍品，可以說是清朝的皇宮博物院。
圓明園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園林建築之一，它對世界各國園林事業有著巨大的影響。可是，這座世界名園卻在1860年（咸豐十年）被英、法侵略軍所焚毀，其中大批珍藏文物被搶劫一空。
除圓明園之外，在清代興修的建築物中，著名的還有承德的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拉薩的布達拉宮，北京的雍和宮等。
避暑山莊又名熱河行宮、承德離宮，原為清代皇帝避暑和從事各種政治活動的地方，是中國優秀的古代園林建築。康熙時開始興建，完成於乾隆年間。它的規模宏大，占地面積達560萬平方米，分為宮殿區和苑景區兩大部分。其間蒼山起伏，湖光變幻，洲島錯落，殿堂成群，有康熙帝和乾隆帝親自題名的所謂七十二景。
外八廟分別座落於避暑山莊東面和北面的山麓上。是從康熙到乾隆年間陸續修建的。這些大型寺廟群，依山傍水，氣勢雄偉。其中有為紀念各部蒙古王公貴族來承德慶祝康熙帝六十壽辰而建立的溥仁寺，有仿照新疆固爾紮廟樣式而建築的安遠廟，還有仿照拉薩布達拉宮建成的普陀宗乘之廟和仿照日喀則的紮什倫布寺的形式而興建的須彌福壽之廟，等等。普陀宗乘之廟占地面積22萬平方米，是外八廟中規模最大的一個。
避暑山在和外八廟的建造，吸取了中國南北各地建築佈局的特徵，表現了祖國各民族的建築風格，可以說彙集了中國古代造園藝術的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