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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圓明園焚毀」中西衝突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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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7-27 07:35:0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Share 2008-12-17 作者:李新
【新三才首發】圓明園,一座昔日的皇家園林,曾被稱作萬園之園。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開始興建,歷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1820年)朝等擴建、修繕。六代帝王曾經生活在這裡,在長達100多年的時間裡,逐漸形成了圓明園四十景。園中的美景曾經令世界震驚,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曾感慨道:「請您用大理石、漢白玉、青銅和瓷器建造一個夢,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綢緞,綴滿寶石……這兒蓋神殿,那兒建後宮,放上神像、放上異獸,飾以琉璃、飾以黃金、施以脂粉……請詩人出身的建築師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個夢,添上一座座花園,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噴泉……請您想象一個人類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宮殿,是廟……」然而精美絕倫的藝術建築在幾天之間就化為一片焦土,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遺憾和思考。
1860年10月18日,英軍米啟爾中將率領聯軍三千五百餘人直趨圓明園,縱火焚燒。這場大火持續了三天三夜。圓明園的焚毀成為英法聯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也成為中國人心頭無法磨滅的創傷。然而這一事件真實的前因後果,許多中國人至今卻是模糊不清,中國官方教育對此事件的評價過多強調了整個事情的「結果」,而淡化了「起因」。直到今天,這段歷史的真實前因後果我們大多數人依然無法全部了解。每當問起英法聯軍以什麼理由或者說是以什麼借口燒毀圓明園時,沒有多少國人答得上來,人們想當然的認為:帝國主義對外擴張血與火的本性決定了他們所到之處的野蠻行徑。試想如果當年英國及法國的道德水準只是停留在燒殺搶掠的層次,他們怎麼可能創造出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又怎麼能深刻地影響著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記得一位歷史學家曾經說過:「雖然我們不喜歡歷史上某個人物和群體,但是研究歷史的人,都會遇到許多我們不喜歡的。不真實的歷史我們誰也不想看。假歷史誤國、誤民,貽害千秋萬代。」如今,我們打開塵封的檔案回顧這段屈辱的歷史,也許會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看待中西雙方衝突的內心世界。。。。
被人們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那場戰爭,用塞繆爾.亨廷頓的話來說,本質上是一場文明的衝突。原本是可以通過談判解決一些爭端,卻導致兵戎相見。圓明園焚毀可以說是這場衝突一個代表。言歸正傳,要搞清楚圓明園被焚毀原因我們就必須搞清楚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然而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起因究竟是什麼?根據中國大陸觀點是由1856年10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干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面釋放被捕的人,並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害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隨後英國率先挑起戰爭,炮轟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由此開始。從這個觀點展開后我們看出了,在「亞羅號」事件我們看出英國領事強勢令人,蠻橫根本不講道理。因為根據西方資料表明「亞羅號」的確是在英國註冊的中國商船,但是註冊編號已經過期從嚴格意義上來已經並非英國商船。英國此做法可以說是無端挑起衝突。不過根據大量史料表明「亞羅號事件」並不是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主要,清政府沒有嚴格忠實履行1842年簽署的《江寧條約》中的規定,其中的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但清政府卻將條約視作兒戲,對於洋人進入廣州城一事,清政府的地方官員可以說是百般拒絕。在我們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五口通商口岸儘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唯獨廣州洋人進城事件卻驚動了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了各地反入城鬥爭的先河,歷時十多年無法解決。同時在《江寧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等條約即將到期,按照原條約中一條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兩國派員公平酌辦。」說明條約到期后需從新談判修改條約,而當時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廣州對英方談判修約的要求一概拒絕回答,甚至連英方談判代表的面也不見。不得已英方代表在中國沿海到處遞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與中方談判,又都被推至廣州,反覆推脫是的英方感到被戲弄一番。中國近代歷史學家蔣廷黻就此曾經感慨寫道:「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最後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了」。當後來英國駐廣州領事及香港總督不幸由巴夏禮、包令這樣的強硬人物充任之後,他們便不顧英國外交部一再告誡,積極挑起事端。事情鬧到倫敦以後,英國當時的內閣巴麥尊內閣面臨的任務已不是決定大英帝國是否應該對華開戰,而是大英帝國是否應該支持其在遠東的代表未得到許可便已發動的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

當時的有識之士亦曾反思這段歷史。深悉內情的曾國藩弟子薛福成曾經沉痛地說:「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眾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晚清較開明的人物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郭嵩燾等人多次以「勿以小嫌釀大釁」相告誡,其中就包含了以廣州反入城鬥爭為開端的慘痛教訓。不講廣州的反入城,這次戰爭的爆發不可能講清,而圓明園被燒毀就更不能說的清。

而清政府之所以在條約期滿后,不再願意繼續進行有關條約修改的有關通商條款工作。其中很大的原因,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的「天下一統」觀念,「中國」自古就是世界的中心,皇帝為天下共主「天下一統」觀念世界的中心思想,可以說已經深入了每一名中國人的內心,世界上其它的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這點可以從後來清方拘禁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后,盡然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給巴夏禮等人定下的罪名,而後清廷對英法開戰則被理直氣壯的宣布為「剿夷」、「討逆」,從開始就沒有把,英法聯軍對中國的進攻沒有被清廷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戰爭,而是被當作是「叛亂」。從這些再好不過的說明了「天下一統」觀念。同時大清帝國皇帝乃至大小官員心理所想,天朝物產豐富,自給自足皆可的觀念,對於貿易帶來鴉片使得的中國人倍感憤怒,也導致後來對其它西洋物件認為皆是奇淫巧技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思維。而同時1840年中國與西方條約簽訂,西方完全是用戰爭或者武力威脅下籤訂的,開放口岸又完全是被迫的,並非自願進行通商貿易。本身清廷對於這種開放不是被動的就是被壓迫,沒有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前提,可以說從一開始,清廷乃至當時的國人對於洋人本身就有一種敵對情緒,尤其廣州最為突出(鴉片戰爭主戰場),對於洋人進入廣州城一事,進行了激烈的對抗,由此看出清廷乃至民間,多數的國人並不了解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所以一再拖延條約談判換約進程,更加深了雙方的矛盾,直到兵戎相見,再次被動簽訂條約。

1858年戰端開始,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大沽炮台被占拉開序幕。英法聯軍兵臨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國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雖然中國喪失了不少權益,例如,關稅主權旁落等等,強加了許多條款,增加不少開放口岸,但是問題總算有了個著落,雙方還議定翌年在北京互換批准書,徹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第二次鴉片戰爭也許就到此結束,則完全可以避免英法聯軍的再一次入侵和火燒圓明園。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後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災禍!

1859年,英國公使和法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北上大沽口,準備進京換約。清政府指定換約代表由北塘登陸,經天津至北京,並要求各兵船武裝人員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卻仗恃武力,堅持要從大沽口溯白河進京。英法聯軍蠻橫地率艦隊闖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開炮打擊入侵者。炮彈準確地落在侵略軍的軍艦上,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其餘三艘掛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戰的同時,侵略軍900人企圖登陸,也被打退。侵略軍死傷幾百人。然而根據大量史料表明,這一仗顯然是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圓明園被燒,清政府被迫續訂《北京條約》,新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而且還招來其它損失:對英法的賠款分別由四百萬兩和二百萬兩一律增至各八百萬兩;割讓九龍司;允許法籍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這為日後連綿不斷的教案種下禍根,一個本來可以避免戰爭的結局,卻以更大的失敗結束。真實原因到底是什麼,打開史料仔細查找,真實原因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

根據當時在僧格林沁親王幕府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有這樣的記錄: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憤憤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北京條約》訂立后,他更具體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夷禍成於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仆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曾國藩也對他的幕僚說過:「咸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復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他們說的情況,同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公使卜魯斯的報告如出一轍。英法軍艦6月16日已經到達,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隸總督恆福的照會,而當時軍事行動已經開始。

這些史料則說明了,咸豐皇帝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英法聯軍。同時,他又十餘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同時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他也堅決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並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而對於此造成的喪權辱國的橫禍,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為代表比較清醒的官僚和士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而後清廷另外一個愚蠢決定和錯誤的判斷,終於喪失了最後一次通過談判解決的糾紛機會,徹底無法挽回。1860年9月,英國公使巴夏禮和額爾金的私人秘書洛奇打著停戰的白旗前往通縣和清政府談判。清政府迅速在今天被人們所看重的「利益」大事上,如開放外貿口岸、允許外國人內地旅遊、協定關稅、保護傳教士、賠款、領事裁判權等等,達成協議。而談判最終的破裂盡然是在今天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公使駐京」一項。當英方提出遞交國書一項,只是按照西方的國際法慣例行事,並沒有考慮到清廷的特殊國情。當清廷提出見皇帝需要磕頭時,被他們以國家之間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絕。他們毫不理解磕頭一事維繫著滿清政府統治合法性的公開證明,就象皇帝弄不明白選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統治的公開證明一樣。他們反而懷疑皇帝拒不接受國書裡面包藏著巨大的陰謀,更加頑固堅持要親遞國書。雙方都在此上不再作出讓步。清廷當時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太平天國席捲半個中國,而英法聯軍集結通州,隨時可能進攻北京。可是清廷卻下定決心不在磕頭問題上退讓半步,他們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麼向皇帝磕頭、要麼不親遞國書,口氣異乎尋常的強硬,毫無妥協餘地。如果達不成協議,清廷不顧自己力量虛弱而背水一戰,並調兵遣將,作好了開戰的布署。當通州談判破裂之後,清廷當場拘禁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共39人,被載垣、僧格林沁逮捕。押送北京,監禁了一個多月。而在監禁期間,這些洋人被清廷百般拷打,肆意凌辱。39名囚犯中,有21人在監禁中死去,其中包括《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包爾比。

據一個當時被監禁的英國外交官後來回憶被囚牢獄的情況:「沉重的監獄大門被打開,我被帶了進去,大門在我身後又轟隆隆地關上。這時,我發現自己是在一群大約七八十個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國的監獄里通常所能見到的那樣,這些囚犯因為疾病和不衛生的環境,多數都極富攻擊性。他們自然都帶了焦慮的神情瞪視著我這個新來者。獄卒們把我放在一塊囚犯睡覺用的墊起來的鋪板上,並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鐵鏈把我牢牢拴在頭頂上的樑柱上。這根鐵鏈既長又重,先從脖頸繞一圈,並固定在雙腳上,雙手被兩條交叉的鐵鏈和手銬緊緊捆住,雙腳也是一樣。這裡所關押的囚犯中,絕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會下層人物,包括殺人犯和夜間竊盜犯。監獄內的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犯人們面容憔悴,體弱多病,經常有被囚身亡者。」當聯軍司令額爾金得知清政府的暴行以後,可以說是被徹底激怒,因此決意報復,也成為火燒圓明園焚毀的其中原因之一。

清廷原本期望巴夏禮就擒之後,英法聯軍群龍無首,必定自亂,然後乘機大舉進剿,穩操勝券。然而時局發展,戰事進展,通州八里橋最後交戰,最終清廷慘敗收場,第二天清廷的最高指揮咸豐皇帝拜祭完祖先後從圓明園逃亡出走。1860年10月6日黃昏,法國軍隊佔領了圓明園,護衛圓明園2000人的清廷軍隊已經毫無蹤影,英法聯軍在圓明園的正大光明殿(咸豐處理國事的地方)設立臨時指揮部。10月7日上午,額爾金爵士等人來到了圓明園,豪華奢侈的圓明園令這些西方人感到震驚。

根據隨軍牧師麥基記載:額爾金爵士等人遊覽了這個神秘的皇家園林。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大家的出的印象都是一樣的:再也找不到與之媲美的花園了。一個英國軍官曾經說:「法國所有的皇家承保和宮殿加起來也抵不上一個圓明園。夏宮中到處都是宮殿,其中充滿著古玩、書籍、綾羅綢緞和各種珍寶,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場景,是一種幻境!我們必須有一位詩人、畫家、鑒賞家、歷史學家和中國學者集於一身的人才能解釋和形容園中的景色。」就在遊園同時一件震驚世界的事情在圓明園中悄悄的發生了。聯軍官員與士兵開始肆無忌憚地搶劫。諸位可以想象:聯軍官兵蜂擁而上,在這一座充滿了珍寶的城市裡為所欲為,這幅情景只有吞食大麻的人才能想象出來。在這種時刻,所有的約束和規法都被打破。作戰時紀律最良好的軍隊都變為道德敗壞了。凡是能拿走的,一件也沒留下,拿不走的,就毫不留情地毀掉。喜歡毀壞對象,一定是人類的天性,人們越是禁止這樣的事情,當機會來臨的時候,他們毀壞的慾望就越加熱切。我留意觀察過,搶劫中的士兵們都帶著一種歡樂的神情。搶劫持續了整整兩天,為了使士兵們停止,為了恢復聯軍秩序,額爾金爵士開始散布輿論:「我的孩子,把這些東西都放下來吧,我們就要到北京去,那裡有足夠的東西給大家分,大家要什麼就有什麼。」圓明園被徹底洗劫,昔日皇家園林中珍藏中國歷代的藝術精品等。。。。。。。被徹底毀壞或者拿走,無奈清廷最高統帥咸豐下令答應聯軍所有的要求。10月9日,英法聯軍撤出圓明園。13日,佔領北京的外城——安定門。北京已經完全不設防。英法聯軍向清廷提出了巨額的戰爭賠償等一系列的要求,並且警告,一旦要求沒有及時兌現,將進行嚴厲的懲罰。英軍在安定門上架起了大炮,炮口的方向是紫禁城。可以說此時的大清帝國,到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時局發展已經不是在談判桌討價還價。

額爾金開始準備燒毀紫禁城,後來他經過幾天深思熟慮,選擇了圓明園作為報復行動的目標。額爾金決定燒毀圓明園,而不是紫禁城,另有深意。額爾金爵士認為,對大清政府必須進行打擊,皇帝是我們打擊的直接對象,圓明園是皇帝最寵愛的東西,並且那裡還是拘禁,凌辱,殺害聯軍談判公使的地方。同時要在撤退之前,要證明聯軍已經征服了北京,必須留下勝利的證據,以杜絕將來的疑問。只有摧毀圓明園,毀壞它似乎是最好的選擇。1860年10月16日額爾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張貼公告:「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詐和暴行以後,都不能逃脫責任和懲罰;圓明園將於1860年10月18日被燒毀,作為對中國皇帝背信棄義的懲罰;只有清帝國政府應該對此負責,與暴行無關的百姓不必擔心受到傷害。」公告的內容可以看出是對清政府的不尊重遊戲規則的懲罰。額爾金認為紫禁城是中國政府所在地。而圓明園是皇家園林,為中國皇帝私有。額爾金想通過燒毀圓明園傳遞這樣一個信息:應該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虜等暴行負責的是中國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國老百姓。拘禁、虐殺英法外交官的行徑,在額爾金勛爵看來不僅違反西方通用的法則,也同樣違反中國自古以來「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行為準則。在額爾金勛爵看來,滿清政府是徹底「把這一古老文明踐踏在腳下的人」。可見,火燒圓明園,是英法聯軍侵略者本身的罪行,更是晚清皇帝和政府中某些人的固步自封、愚蠢無能以及不信守承諾造成的。

根據隨軍牧師麥基記載:1860年10月18日凌晨,遵照額爾金和格蘭特的命令,3500名官兵,開始有條不紊地焚燒圓明園。獨一無二的藝術珍品,足以表彰往日的風格和輝煌,不幸的是即將被焚毀,將來再也不會被世人看到。偉大的圓明園,不禁讓人黯然傷心,感覺到這確實是一種不文明的行為,懊悔不應該用這樣嚴厲的處罰,使它們都化為灰燼。從今以後,這些一個多世紀以來為無數人嚮往的宮殿將永遠的從地球上消失。只留下了一片空曠的土地,到處都是無法形容的瓦礫和焦土。遠遠望去黑色的煙霧遮天蔽日,就象圓明園不散的陰魂。另一位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為此也憤怒寫到:在地球上某個地方,曾經有一個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圓明園。它彙集了一個民族,幾乎是超人類的想象力所創作的全部成果。這是一個震撼人心的尚不為人熟知的傑作,就像在黃昏中從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看到的亞洲文明的倩影。你可以去想象一個你無法用語言描繪的仙境般的建築,那就是圓明園。那裡不僅有藝術珍品,而且還有數不勝數的金銀財寶。這個奇迹現已不復存在。一天兩個強盜走進了圓明園,兩個勝利者一起徹底毀滅了圓明園,我們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來也抵不上這座神奇無比光彩奪目的東方博物館,多麼偉大的功績,多麼豐碩的意外橫財。在歷史面前這兩個強盜,分別叫做法蘭西和英格蘭。

回顧圓明園被焚毀的直接原因和這場戰爭的真實面目,就是清廷與奉行國際法準則的英法兩國在國與國之間行為方式上的衝突,這兩種行為方式又根植於「天下一統」和「國家平等」這兩套絕不兼容的觀念之中,在它們的後面,則是由不同文明所構成的知識背景。正是這種文明的差異,使得雙方對於對方行為完全無法理解,只能按所謂「利益分析法」去猜測對方的動機與目的,最後得出錯誤的結論。諸多矛盾在今天看中西雙方都走上了各自的一個極端,一方懷有稱霸世界的野心,另一方則以為這「天下」早已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一方相信自己是受上帝的派遣,另一方自以為自己「受天有命」一方代表著新生的資本主義和現代文明,另一方代表著保持了幾千年古老的傳統和古代文明。一方的心理結構建構於現代的理性主義之上,同時又以船堅炮利為後盾,另一方的心理結構建構與傳統的倫理道德之上,素以懷柔感化為手段。一方是對方夜郎自大,愚不可及,另一方視對方不自量力,不可教化。。。。。。。總之,雙方所有的方方面面都表現出了互為不同的性格特徵,形成巨大的差異,從而產生了極為戲劇性的又荒誕不經,不可理喻的矛盾衝突。這一系列的矛盾衝突又集中反映在西方國家要將中國納入世界範圍之內,而中國卻要把強行闖入的西方國家納入「天朝王國」「夷夏之別」的體系之中。

說到這裡,圓明園焚毀可以說是一場悲劇。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履行已有條約,避免與之發生正面衝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不過當時的清政府的皇帝和地方督撫,對世界缺乏清醒的認識,完全被極端狹隘盲目的愛國排夷情緒支配,在小事上製造違約的蠢事,結果才釀成大禍。當現代化潮流席捲全球時,當時清朝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決策程序,不是朝夕所能改變的,如同服了過量安眠藥,「天下」和「夷夏之別」的觀念以致中國無法看清楚世界發展,同樣也無法認識自己。而正處擴張時期的西方國家率先進入現代化便失去了足夠的耐心,像是服了過量的興奮劑,失去通過和平的方式,喚醒中國這個古老帝國信心。為攫取更大利益不願放棄武力解決問題的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於是,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這也就是在劫難逃的歷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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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5-7-27 07:43:03 | 顯示全部樓層
更新: 2006-01-12 21:11:25 PM   

【大紀元1月13日訊】圓明園被說成是人民的「恥辱」,每到危機時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問過許多人,當年英法聯軍以什麼理由或者說是以什麼借口燒燬圓明園,卻沒有多少人答得上來,人們想當然的認為:帝國主義對外擴張血與火的本性決定了他們所到之處的野蠻行徑。不過,難以想像的是,當英國及法國的道德水準只是停留在燒殺搶掠層次之上的時候,他們怎麼可能創造出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如果他們真的只是像那些當年燒燬羅馬的野蠻人一樣隨便在北京放火,很難想像在他們中間竟會產生出幾乎是不可盡數的思想大師,深刻影響著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
我注意到,對於英法聯軍當年用於焚燒圓明園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蓋起來,似乎其中真有什麼難言之隱。十多年前有一場火爆的電影,片名就叫《火燒圓明園》,裡面的英國人莫名其妙就把圓明園給燒了。其實,對於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的可恥借口,完全可以公開予以揭露,他們用以掩飾其滔天罪行的所謂理由,應該予以堅決駁斥。但在中國的歷史著作當中,對此居然諱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幾個字提及,一掠而過,好像是害怕洩露什麼國家機密。當人們對事情經過知之甚少時,怎麼就可以發表那麼多的感概。
言歸正傳,再回到圓明園的問題上去。顯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鋪墊,我將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一段歷史並提出新的解釋。
被人們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那場戰爭,借用塞繆爾 亨廷頓的話來說,本質上是一場文明的衝突。當時滿清政府與英法兩國激烈交涉的主要焦點是「公使駐京」一項,被清方列為談判中的「第一要事」。至於在今天被人們所看重的「利益」,如開放外貿口岸、允許外國人內地旅遊、協定關稅、保護傳教士、賠款、領事裁判權等等,對於手操生死予奪大權的皇帝來說,都是可以隨意處置的小事一樁,雙方很快就在這些小事上達成了協議。後來,皇帝還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關稅等更多優惠來換取英法兩國取消「公使駐京」的要求。
在解釋這些史實時,需要從中國傳統的「天下一統」觀念談起,按照這一觀念,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皇帝為天下共主,所有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所有人見到皇帝都必須磕頭表示臣服。但這一觀念必須得到夷狄們的認同,所以,中國傳統外交主題就是讓夷狄們前來磕頭,並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費正清稱為「朝貢體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稱之為「磕頭外交」。現在的麻煩在於,夷狄拒絕磕頭,而且他們還要長駐北京。公使駐京必然導致覲見皇上,而對皇上不行跪拜之禮將在事實上促使「天下一統」觀念的破產,而這種「天下一統」觀念長期以來被人們廣泛接受,與儒家「禮治」思想的結合,就匯成了古代中國獨裁專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這一改變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使合法性的來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儘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絕向皇帝本人磕頭,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樣傚法?如此推導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會搖搖欲墜,那他還能在金鑾殿上穩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長駐北京,又被看作是類同古代的「監國」,按照滿清政府當時的理解,駐京外國公使可以在京城裡任意收稅,干涉政令,折遷民居衙署,建立高樓,佈署各類武器,總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為所欲為。中國淪為外夷監守,自然萬不可行。
因此,拒絕公使駐京,就成了皇帝維護其磕頭外交的第一道防線。當第一道防線被英法聯軍強大火力突破之後,皇帝又在「親遞國書」條文上設置了第二道防線,即使西方公使駐京,但不「親遞國書」,皇帝也不用與他們照面,自然不會涉及到磕頭與否的問題。在前不久美國公使到達北京之後,清方堅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國書,這一重大的「外交勝利」曾讓滿清政府相信他們能夠堅守住第二道防線。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談判的最後關頭,英方在照會中堅持要向皇帝親遞國書,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線,直達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後一道防線,把磕頭問題直接端上了談判桌。
滿清政府當時可以說是內懮外患,太平天國擊潰江南大營,攻佔蘇州、常州,威脅上海,英法聯軍集結通州,隨時可能進攻北京。可是滿清政府卻下定決心不在磕頭問題上退讓半步,他們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麼向皇帝磕頭、要麼不親遞國書,口氣異乎尋常的強硬,毫無妥協餘地。如果達不成協議,滿清政府將不顧自己力量虛弱而背水一戰,並調兵遣將,作好了開戰的佈署。
當時英方提出遞交國書一項,只是按照西方的國際法慣例行事,並沒有考慮到滿清政府的特殊國情。當滿清政府提出見皇帝需要磕頭時,被他們以國家之間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絕。他們毫不理解磕頭一事維繫著滿清政府統治合法性的公開證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選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統治的公開證明一樣。他們反而懷疑皇帝拒不接受國書裡面包藏著巨大的陰謀,更加頑固堅持要親遞國書。
其實,在滿清王朝的兩百年歷史當中,也有允許西方來使不向皇帝磕頭的先例,而且還有皇帝與他們握手(行西禮)的記載,但那是在滿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還沒有受到廣泛懷疑的時候。隨著這種合法性的逐步喪失,任何諸如磕頭之類的煩瑣小事,只要看起來像是能夠證明皇帝及滿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為之一戰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這類事情上的讓步就如同堤壩上的漏洞,最終會導致大河決堤,使大清江山毀於一旦。因此,當他得到英方拒不磕頭的奏報之後,感到所有三道防線全被突破,忍無可忍,無處可退,立即作出開戰的決定。
對於導致通州談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親遞國書」一項,直到戰後,滿清政府才明白過來,這只是西方各國的通常作法,並沒有特別要為難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聯軍雖然在談判中堅持要親遞國書,卻並沒有打算為此事開戰。雙方背後都沒有陰謀。如此看來,這場戰爭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頭外交」的滿清政府與奉行國際法準則的英法兩國在國與國之間行為方式上的衝突,這兩種行為方式又根植於「天下一統」和「國家平等」這兩套絕不相容的觀念之中,在它們的後面,則是由不同文明所構成的知識背景。正是這種文明的差異,使得雙方對於對方行為完全無法理解,只能按所謂「利益分析法」去猜測對方的動機與目的,最後得出錯誤的結論。
按照現在的認識,中英雙方出現的種種爭端,在國與國之間關係中是十分正常的,應該通過雙邊協商談判來加以解決,而標榜「鮮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似的國家關係才是荒謬絕倫的。但滿清王朝儘管在第一次中英戰爭中慘敗,仍然拒不承認英國的平等地位,拒絕與之談判與協商。在他們眼裡,天下只有中國一家,其餘各國都只是中國的藩屬國,根本就沒有資格與中國平起平坐。葉名琛在廣州對英方談判修約的要求一概拒絕回答,甚至連英方談判代表的面也不見。而英方代表在中國沿海到處遞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與中方談判,又都被推至廣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戲弄一場。蔣廷黻就此寫道:「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了」。當後來英國駐廣州領事及香港總督不幸由巴夏禮、包令這樣的強硬人物充任之後,他們便不顧英國外交部一再告誡,積極挑起事端。事情鬧到倫敦以後,巴麥尊內閣面臨的任務已不是決定大英帝國是否應該對華開戰,而是大英帝國是否應該支持其在遠東的代表未得到許可便已發動的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
公平的說,滿清政府磕頭外交的荒謬行為也受到了中國歷史學家的批判,但這些批判所依據的卻是西方的國際法行為準則,而中國為什麼又要接受西方的國際法行為準則呢?從中國「天下一統」觀念看過來,西方國際法中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才是荒誕可笑。因此,這就出現了兩套用以判斷國家對外行為的價值標準。用西方國際法行為準則去衡量滿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對不符合它的那些觀念和行為痛加批判,除了膚淺之外,還總有一種事後聰明的感覺。就如同當年的阿Q批評城裡人錯誤的把「條凳」說成是「長凳」一樣,他所依據的只是未莊的標準,並不足以作為憑據。理由在於:國際法並不因為它是國際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當然正確,它同樣需要證明,同樣需要我們去批判,而證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個更為基本的前提和標準。在這樣一個基本的前提和標準之上,我們才可能既判斷滿清政府「磕頭外交」的觀念和行為是否錯誤,也證明國際法的標準是否正確。如果有必要,甚至這樣一個前提和標準也需要由一個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標準來加以證明,通過這樣層層遞進,我們將會到達一個終點,這個終點就是我們用以證明國家所有觀念及行為是否正確的基礎。因此,更具體的說,要對「天下一統」觀念及「磕頭外交」的行為進行批判,需要最終深入到有關國家與個人(而不是「人民」)權利相互關係的層次上,需要解釋有關國家形成的理論,需要實際上去分析整個統治合法性的理論基礎,這遠不是那些膚淺的道德批判就能辦到。這裡只是提及而不贅述。
通州談判破裂之後,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當場拘禁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給巴夏禮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過的說明了滿清王朝所堅持的「天下一統」觀念之荒謬。他們仍然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滿清王朝的屬國,因此,英法聯軍對中國的進攻並沒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戰爭,而是被當作是「叛亂」;滿清政府對英法開戰則被理直氣壯的宣佈為「剿夷」、「討逆」。
滿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禮看著英法聯軍的最高統帥,根據「擒賊先擒王」的傳統計謀,他們在通州談判另外懷有的一個目的就是誘擒巴夏禮,期望巴夏禮就擒之後,英法聯軍群龍無首,必定自亂,然後乘機大舉進剿,穩操勝券。當天中午,英法聯軍4000人就與清軍精銳僧格林沁部近萬人在通州張家灣交戰,結果清軍慘敗。數日後雙方在通州八里橋再次交戰,英法聯軍約6000人大敗清軍精銳約 30000人。皇帝聞訊後如驚弓之鳥,厚顏無恥的宣佈「朕今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然後從圓明園蒼皇出逃,從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談判代表則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審問。據一個當時被監禁的英國外交官後來回憶:
沉重的監獄大門被打開,我被帶了進去,大門在我身後又轟隆隆的關上。這時,我發現自己是在一群大約七八十個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國的監獄裡通常所能見到的那樣,這些囚犯因為疾病和不衛生的環境,多數都極富攻擊性。他們自然都帶了焦慮的神情瞪視著我這新來者
獄卒們把我放在一塊囚犯睡覺用的墊起來的鋪板上,並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鐵鏈把我牢牢拴在頭頂上的樑柱上。這根鐵鏈既長又重,先從脖頸繞一圈,並固定在雙腳上,雙手被兩條交叉的鐵鏈和手銬緊緊捆住,雙腳也是一樣
這裡所關押的囚犯中,絕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會下層人物,包括殺人犯和夜間竊盜犯。監獄內的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犯人們面容憔悴,體弱多病,經常有被囚身亡者。
這些西方外交官在監獄中還受到了殘酷的心理折磨,滿清政府通知巴夏禮等人中國決心死戰,他們將被立即處死,給兩小時寫遺書。待巴夏禮等人寫完遺書之後,又說將處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沒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對於已被宣佈死刑的人來說,心理壓力也越來越大。滿清政府對他們施加巨大心理壓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們屈服之後再在獄中與之重開談判。
儘管巴夏禮等人最後並沒有被處死,但一個月後當滿清政府被迫釋放他們的時候,在被監禁的39人當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來。英法兩國被徹底激怒,可以說是怒不可遏,為了報復,英國專使額爾金準備燒燬紫禁城,後來為了照顧滿清王朝臉面(當時英法正與清方談判《北京條約》),才另外選擇了圓明園。1860年10月18日,英軍第一師約3500人奉命放火焚燒了圓明園。
在焚燬圓明園的前幾天,英法聯軍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門「代為看守」。英法聯軍分四批入城,並將司令部設在國子監。英法聯軍列隊入城之時,清軍士兵夾道跪迎,北京居民觀者如市,這一場面後來被痛斥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隱去。
對於當時的咸豐皇帝來說,圓明園被焚燬是他個人的屈辱,他生於斯、長於斯,一直把它看著是和紫禁城一樣的聖地。當他聽到圓明園被焚燬的噩耗之後,當場口吐鮮血,舊病復發,一年不到就死於熱河。不過,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皇帝的那種感覺似乎離他們遠了一點,他們每天為生計奔波,只盼望能有一個平安的日子。在專制極權制度之下生活的人們毫無任何尊嚴可言,他們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並去同情皇帝所遭受的屈辱。他們成群結隊闖進已無人守衛的皇家禁苑,帶走他們所能夠找到的一切。他們的行為被說成是「盜賊」,而皇帝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圓明園以供淫樂的行徑卻是被冠冕堂皇的宣佈為全國人民的崇高道德責任,今天把圓明園說成藝術精萃、輝煌瑰麗,皇帝的行逕自然就是一項功彪史冊的偉大成就。
皇帝的屈辱後來也被說成是人民的屈辱,圓明園成了人民和國家屈辱的象徵,真是天大的笑話。皇帝的遭遇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頭或不向皇帝磕頭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皇帝為了他所認為的屈辱而不惜一戰,卻是以國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為代價,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還使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最終喪失了150萬平方公里領土,那是中國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羅斯付出的代價,這樣慘痛的損失永遠也無法彌補。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是一場代價最為昂貴、同時又最為無聊的戰爭。
正如蔣廷黻教授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所寫的那樣:「當時我們與英、法所爭的是什麼呢?北京駐使,內地遊行,長江通商,這是雙方爭執的中心。這些權利的割讓是否比東北土地的割讓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應移到黑龍江上去?我們一擬想這兩個問題,就可以知道這時當政者的『昏庸』。
咸豐四年,西洋通商國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約的修改。彼時中國稍為通融,對方就可滿意。清廷拒絕一切,偏信主張外交強硬論的葉名琛。葉氏反於全國糜爛的時候,因二件小事給英、法興師問罪的口實。咸豐時代與民國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區別呢?」不僅是民國,今天我們也可以同樣自問,我們現在的所謂民意與咸豐時代又有多大區別呢?
最讓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燬的圓明園更進一步被貼上了愛國主義的醒目標識,當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動員永遠新鮮的題材,儘管它只是皇帝們荒淫無恥、尋歡作樂之地。對圓明園的財寶也作了極盡誇張的描繪,字裡行間卻讓人看出某種垂涎的神態,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終生享用無盡的財寶,豈容他人染指。至於談到圓明園的藝術成就,即使它被吹噓成「萬園之園」、「天上之園」、中西建築合璧等等,從建築學的角度看來,並沒有太大價值。首先是它的中式那一部分建築,所謂宮殿樓閣、亭台碑碣、橋廊水榭均為清代風格,較之中國古代如唐宋時期建築,已經是一個大的倒退。更何況後來又新建了大同小異的頤和園,就更沒有什麼可希罕的了。而且,在園區的規劃和佈置中,各景區特點過份突出,比例笨重的官式建築,往往不能和自然風光相調和,破壞了整個園林的風格。特別是圓明園中的西藏建築和長春園中的歐式建築,更是十足的敗筆。再說圓明園中的歐式建築,全都屬於洛可可風格。這種在十八世紀演變形成的建築風格最大的特點是:整個建築的結構、尺度和質感完全淹沒在瑣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裝飾當中,沒有任何分寸可言,因此,它只是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築中一個頹廢的流派,藝術價值非常之低。二十世紀國際主義建築大師密斯 凡 德羅對此類建築從來就不屑一顧,甚至拒絕參觀,說明它在西方藝術史上的卑下地位。不過,它卻深得皇帝喜愛,上有好焉,下必甚焉,皇帝的個人好惡理所當然要演繹為時尚。於是,清代的藝術風格流行著同樣是瑣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裝飾,形成了一股到處氾濫的潮流。
在對圓明園被焚燬經過有了一個大致上的瞭解之後,我們的義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兩國了。皇帝拘禁、虐殺英法外交官的行徑,不僅違反西方的國際法,也同樣違反中國自古以來「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行為準則,即使這一準則在中國幾乎沒有多少人遵守。額爾金勛爵在中國,最痛恨那些 「把這一古老文明踐踏在腳下的人」,由他來下令焚燬圓明園,不啻是歷史的悲劇。但無論怎樣,比起中國在那場戰爭中所喪失的150萬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圓明園實在算不了什麼。對圓明園的大肆渲染和對國土淪喪的隻字不提或是輕描淡寫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對英法聯軍放火報復的憤怒譴責與對專制制度野蠻暴行的有意隱瞞同樣構成鮮明的對比,正是通過如此處理,圓明園才能在政治動員中發揮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熱情緒之外,還能把社會輿論導向現實政治所需要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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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5-7-27 07:43:21 | 顯示全部樓層
昨天再找額爾金資料的時候看到的文章
覺得挺有趣的就放上來XDD

認真來說 這次為了寫故事接龍 補了不少這時期的歷史=  =
算是不錯的一個經驗吧............

裡面有提到了
一天兩個強盜走進了圓明園,兩個勝利者一起徹底毀滅了圓明園

我覺得這句形容的很貼切 到時候如果程度夠的話 我應該會想辦法還原當時的火燒圓明園劇情吧

當然只是回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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