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文教育简史与评论
在2019年以前，中国各省市的教科书存在差异。为了统一全国教科书，2020年中国政府推行了“部编本”。这套新教材，其古诗文内容占比大约50%，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古诗文在教材中占有相当比重，但在中国的实际教学中，文言文的教学比例并非完全依赖于教材的安排。与此相对，台湾的教学大纲并没有设定明确的“必读”或“必考”条目，而更多是教师个人对某些课文的期望。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体系有所不同，其“课程标准”（类似台湾的“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了学生在各个学阶必须背诵的古诗文数量，并提供了推荐的背诵篇目名单。在中国的中高考（即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中，文言文的考查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填空题，例如考查《邹忌讽齐王纳谏》等课程标准推荐篇目；二是分析3-400字的陌生古文，如2023年高考全国甲卷中的题目，重点考察学生对推荐背诵篇目中的字词、语法、古代文化知识的理解。在实际教学中，尤其是在高考竞争激烈的地区，教师通常优先教授古诗文，特别是课程标准中列出的内容。其他现代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小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等，通常只在课堂上简要讲解，而与高考关联不大的文学作品则留给学生自学。至于那些不属于必背篇目的古诗文，如《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中的《<山水训>五则》或《东京梦华录》中的《市井笔记三则》，通常不会在课堂上讲解。可以说，至少70%的高中语文课程时间都用于反复学习高考必考的古诗文，这对于大多数竞争激烈的地区而言，并不夸张。
另外，关于古诗文在高考中的分值，2023年全国甲卷的满分为150分，其中古诗文部分实际占34分，包括默写6分、古文阅读20分以及古诗（词、曲）阅读8分。
中国目前的必修和选修教育制度中，虽然有规定必修和选修的内容，但实际操作通常依赖于高考内容。例如，在新部编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中，包括《必修》、《选择性必修》以及五种选修教材，如《学术论著专题研讨》、《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汉字汉语专题研讨》、《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研讨》和《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讨》等。在这些选修教材中，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包含了课程标准中的古诗文和古代文论，因此通常会被选为教学内容。其他教材则可能根据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的要求随意选择。
最后，通过比较新部编本和2006年旧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可以看出教材内容的不同选择。例如，在旧人教版的《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选修课本中，就包含了《日知录》的部分内容，如《日知录》卷十九的《文须有益于天下》、《著书之难》和《文人之多》等节选。
在中国，一种流行的教育观念是“重复阅读直至领会其意”，或者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种理念强调了背诵而非深入理解。关于这一点，可能有观点认为它是由温儒敏提出的。温儒敏是负责编写新版部编本教材的主编，这套教材覆盖了中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但要注意的是，目前温儒敏公开表态的观点仅限于“小学阶段可以不求甚解”。
至于王财贵，这是我之前不太熟悉的一个名字。经过查找，了解到他是一所“读经学校”的创办者，这类学校主张不让孩子接受常规学校教育，而是从小开始阅读经典。这样的教育模式在2000年代到2010年代早期在中国有一定的市场，但随着中国对私立学校和教育培训行业的打压，这类学校现在几乎已经消失。关于教育培训行业的兴衰，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适合在此详细讨论。
回顾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各版教学大纲，从文革结束至今共经历了1980、1986、1988、1991、1992、1994、2000、2003、2011、2017、2020共11个版本的更新。在这些版本中，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个学段的“背诵数量要求”和“推荐背诵篇目”是在2000年后首次出现的。然而，背诵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在教学大纲中一直都有其位置。因此，王财贵对中国语文教育中“背诵”传统的影响似乎相对有限，至少说因他而导致中国教学大纲的变化，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信。 这篇延续“台湾课纲删《廉耻》！？”的讨论，
针对中国中文教育做些介绍和评论。
我个人是对不知其所以然的背诵教育相当反感 23333
背誦可陶冶性情，有朝一日中能用到！ 填空題難度相當高，不過類似於台灣「默寫」，大考雖然不會有默寫，但小考經常這樣做 讀經學校這台灣也有類似的東西，叫做讀經班 有意思
如果能做個對比就更好了 整體上來看，中國教育感覺更偏向填鴨式的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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