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論史】屈原將楚國面臨的終極災難，視為自己的失敗

那塔拉映雪

屈原：中國史上第一位文學作者

目前我們看到的《楚辭》，是漢代時編輯傳留下來的版本。在漢景帝、武帝時，對於《楚辭》的研究和探討一度是熱門顯學。在這段時間中，《楚辭》的內容有所擴張，此外也固定了《楚辭》大部分篇章是屈原作品的看法。

從南方和楚文化的角度看，《楚辭》中有兩篇特別重要，一篇是〈九歌〉，一篇是〈天問〉，而這兩篇恐怕都不是屈原的創作，比較像是楚地區久遠流傳的集體文本。

〈九歌〉可能是大型宮廷神話劇的記錄，文字中保留了強烈的戲劇性，從字句間看得出和貴族文化、儀式性表演有著密切關係。〈九歌〉的最後一章是〈國殤〉，所以另外一個合理的聯想猜測是，這樣的神話劇演出，和戰爭、出征或戰爭引發的認同情緒有關。

〈九歌〉搬演了楚人想像、相信乃至深浸其中的神話世界。開頭的「東皇太一」是位階最高的主宰神，接著是擔任神界與人界交通使者任務的「雲中君」，再下來是源自湘江的「湘君」和「湘夫人」。或許是因為河川在日常生活中和人共存親近，不像天空或雲朵那般遙遠，〈九歌〉中的這兩段出現了像是「人神戀」的主題。和神談戀愛、和神彼此思念等待的，可能不是一般人，而是有著特異能力的巫，從文字中傳來極其強烈的浪漫情緒，尤其是放在神話的架構裡，更增添宿命的悲劇色彩。

再來是分頭掌管命運的「大司命」、「少司命」，探觸到楚人的命運觀。又有「東君」、「山鬼」，那是來自另一個世界，死後的、陰晦的、躲藏的世界的閃現，代表了楚人將自然神鬼化的基本習慣。

戰爭帶來死亡，令人不得不思考和解釋生死、宿命、無常等問題；戰爭又建立在絕對你死我活的競爭心態上，逼迫人建立起能夠壓倒別人的價值信念。在〈國殤〉的陰影中，楚人整理了〈九歌〉，以歌舞表演呈現文化上的認同與信念。

雖然將〈九歌〉、〈天問〉排除在屈原的創作之外，但我們仍然必須給予屈原「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文學作者」的堂皇地位。在他之前有《詩經》，但《詩經》裡有作品卻沒有作者；在他之前有《莊子》、《孟子》、《荀子》等，但那些是論述，而且不是以韻文方式寫成的。

王官學沒落後，諸子學興起，因而有了各家的論著。但這些百家爭鳴的著作，基本上是表達理念、提出公共主張的，他們用文字記錄自己所相信的，或記錄雄辯的論理，不是寫自己個人的經歷與感受。而且他們通常都有弟子，寫下來的是一個家派的意見。

寫自我經歷與感受的，始自屈原。屈原寫的，就是強烈的個人經驗和激動的個人情緒。他的文字沒有要建立一個「屈家」或「屈派」。屈原的出現，一方面反映了戰國時期個人主義的興起，另一方面也要在楚文化高度浪漫好惡的傾向中才成為可能。他就是一個有著特殊遭遇、有著獨特情感的個人。為個人而發抒，為個人而寫。

召喚極端情緒，近乎瘋狂的執迷
在現實中，屈原出身楚貴族，十七歲就少年得志，為楚懷王所賞識，升為「左徒」，也因此早早便捲入楚宮廷的鬥爭。楚國當時最嚴重的政爭，源自於兩個不相容的策略路線，一邊是親秦派，另一邊是親齊派。這種狀況在戰國很普遍，僅存的幾個大國間，要如何選擇拉攏誰、對抗誰，是個不可能有完美答案的大難題。

屈原屬於親齊派。國內親秦派得勢時，他就成了人家的眼中釘，因而遭到放逐。親秦派的至高策略目標，是要說服楚懷王到秦國去，表現和秦國不容動搖的親善合作態度。親齊派當然就用盡一切辦法阻止楚懷王去秦國。結果，親齊派徹底潰敗，楚懷王真的去了秦國，然後就被秦國扣押，最終竟死在秦國。

楚懷王去世後，楚襄王繼位。對於屈原這樣的親齊派來說，楚懷王死於秦這件事，足以證明親秦派路線的絕對錯誤，新王一定會扭轉過來，看清楚親齊才是對的。然而事實不同於他們的預期，關鍵在齊國的態度。就算楚國要改走親齊路線，齊國卻不認為和楚聯合起來符合他們本身的利益。秦國已經壯大到令人害怕的程度，齊國不想挑激秦國的反感，只想利用自己和秦國遠遠隔絕的地理優勢自保。

齊國不和楚國聯合，楚國別無選擇，只好又回到親秦的態度上，親齊的屈原再度失勢被放逐。這一次，他真的崩潰了。曾經提拔自己的楚懷王死於秦，楚國卻還繼續卑屈地朝秦國傾斜，於是他投江自殺了。

屈原留下的作品中，將個人感受展現得最清晰而強烈的，有〈離騷〉，有〈哀郢〉，有〈思美人〉。這幾篇也同時具備高度的南方風格，凸顯了南方式的精神內容。屈原文中動用大量的象徵，在象徵架構中明確聯繫了楚文化，成為戰國楚文化的精彩代表。而透過這些象徵，他所要傳遞的是一種接近遺囑般的悲憤衝動。用現代語言說，那是憂鬱的表現，憂鬱症患者式的憂鬱。懷才不遇與政治上的失敗，在他身上化為「執迷」（obsession），糾纏著他，永遠無法擺脫。

楚懷王之死和即將降臨楚國的終極災難，屈原視之為自身的災難，甚至是自己的失敗。在這種狀態中，浮現了很不一樣的戰國心靈，個人精神發展到最高峰，因而將集體遭遇、命運予以個人化，成為個人執迷的極端表現。

屈原一方面繼承了南方的「狂人」風格，他的文章帶著狂暴、不受節制的好惡，縱放上天下地的想像力，更重要的，是反覆回到失敗、憂憤主題的執迷。他放不掉，不管他的感受、思考如何上天下地，天地終究還是以失敗與憂憤為中心旋轉。

另一方面，他也和孔子一樣，遇到了別的南方「狂人」。《楚辭》中有〈漁父〉一篇，不論是或不是屈原寫的，所記錄的明明白白是一個對世界冷眼疏離的人，用既惋惜同情又不屑嘲弄的態度來對待屈原近乎瘋狂的執迷。

《詩經》、《左傳》、《論語》裡不會有這樣的情緒。《左傳》裡有很多戲劇性的故事，春秋時代的人有我們今天看來極端的行為，但他們沒有極端的情緒。即使是生死以之的事件，至少在記錄中都輕描淡寫，視之為當然，沒有呼天搶地，沒有狂亂嚎叫。屈原的行文卻構成了強烈對比，不斷地召喚極端的情緒，一直無法自拔地沉溺在憂鬱與死亡的陰暗中。

〈離騷〉徘徊在死亡邊緣，〈招魂〉則根本就是與死亡共處的描述。〈招魂〉也不一定是屈原的作品，但那樣的文章表現方式，可以讓我們清楚看出楚文化中生與死沒有截然界線的思考、感受方式，如何影響了屈原。

屈原擁抱黑暗，儒法擁抱新時代氣氛
前面提過，橫亙於我們和春秋時期歷史之間的一道障礙，是那個時代的人對於更高原則的強烈信仰，忠於原則的強度甚至超越了保存生命的本能。這樣的信仰信念，必然和封建制度、封建下的貴族教育有關。封建制度的瓦解，貴族教育的高度變形，也必然使得這樣的心態動搖了。

戰國時期的孟子仍然對於人自我控制、自我完成、自我盡善其角色，有著樂觀的期待。這是他的「性善論」的主張基礎。他相信人可以回來認知「本性」，做好「本性」賦予你的道德角色。

然而到了比孟子稍晚的荀子，以及那個時代氣勢愈來愈高漲的法家，他們在這方面的看法就不再如此樂觀了。他們看到的是人性的失敗，是人性發揮所帶來的災難。愈來愈難找到人的高貴性，愈來愈少見到人的自我信念所帶來的高貴行為。由現實裡，產生了荀子和法家的「性惡論」主張。

在這樣的變化過程中，屈原也有其特殊歷史意義。屈原戲劇性地顯現了那個時代的悲觀和黑暗氣氛。人是黑暗的，世界是注定要失敗的，夢想和期待只會引來憂鬱與悲憤。在這一點上，屈原的感性心情和荀子、法家的理性陳述是一體兩面。屈原被動、消極地指向光明希望的破滅，荀子、法家則積極擁抱不再抱持光明希望的新時代氣氛，並以此為前提，試圖創造出不一樣的社會構成方法。

來源

雲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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