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分 68913
爵位一等子
兼職正二品資政大夫
身份那塔拉府家主
旗籍滿族鑲白旗
配偶澄川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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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乾隆末年的和珅事件起，中國的財政出現問題和中央權力的控制漸露疲態，請問嘉慶皇帝作何努力挽救頹勢？請順此議題試論和珅事件之深沉的衝擊。〉
一、緒論
乾隆朝後期，乾隆帝給嘉慶皇帝留下了一個政治爛攤子，即吏治腐敗、社會動盪、國庫虧空、思想禁錮，清代由盛轉衰，進入嘉道蕭條的局面。雖有和珅事件致使部分學界、民間認為，和珅被查抄之家產充盈了嘉慶朝之國庫。但在評價嘉慶、道光兩朝時，又以「嘉道中衰」評價。明顯與「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評價相互違悖。
和珅從乾隆三十四年 (1769) 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其後三十年歷任許多重要職位。其從御前侍衛職至軍機大臣職，僅過四個月[1]。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以御前侍衛和珅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
「乾隆四十一年一月，命和珅補戶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命戶部右侍郎和珅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如此重臣，在能力方面極為出眾。記憶力絕佳之外，乾隆帝口授的諭旨聽一遍即能默記。然而，和珅於乾隆朝晚年至嘉慶朝早年，卻被評價為「晚節不保」。晚清士人多將乾隆後期的衰敗歸咎於和珅，「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更是經常聽到的俗語。當代研究普遍認為乾隆中期以後國勢漸衰之原因：一是和珅專政；二是官吏貪黷；三是軍事廢弛；四是財政虛耗；五是乾隆皇之逸侈等多項因素導致清代由盛轉衰的重要指標。繼之而起的是白蓮教等各地亂軍四起，致使國力大傷，至嘉慶、道光以後走向無可挽回的衰弱之路[2]。
當代論及清史之書刊，諸如《一口氣讀完大清史》以「作為中國封建時代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巨貪，和珅為官一生搜刮無數，最終確為他人作嫁裳。解決了正發愁國庫空虛的嘉慶帝的燃眉之急。」評價和珅事件。然而，在貪瀆數目上，學界產生巨大分歧。和珅家產遂有〈和珅犯罪全案〉簿冊，載查抄和珅家產共銀 223,895,160 兩。《清宮恭王府檔案總彙：珅秘檔》， 收錄線裝簿冊名為〈和珅犯罪全案〉，唯該冊沒編檔號，僅註記「雜冊」。馮佐哲教授曾考證這份〈和珅犯罪全案〉簿冊可信度，認為是從民間傳抄軼事的雜錄。目前網路所廣傳的和珅家產清單，多為薛福成《庸庵筆記》所記載之查抄清單，唯此清單與清廷官方記載之檔案有所出入。本文將以《軍機處錄副奏摺》 等官方紀錄，呈現和珅家產於官方檔案的數目。並釐清和珅事件對嘉慶朝財務改善程度，及嘉慶朝針對財政方針作出的改變。
二、和珅事件
和珅於乾隆朝晚年至嘉慶朝早年，在朝野安插、佈置親信黨羽。其影響力深入御史這類監察體系，「和珅又令各部將年老平庸之司員保送御史，俾其緘默不言，免於糾动。[3]」然而，也有看不慣和珅作為，要將其彈劾之人，「武進管侍御世銘，在台垣，負抗直聲。一日，與友人酒坐，時和珅以伯爵官大學士，眾譽伯揆無虛口。侍御被酒大言日：『諸君美為者？吾方有封事。』眾皆駭愕。是夕，侍御歸邸舍，遽卒。[4]」。可見御史管世銘不肯趨炎附勢，在眾人一致稱譽和珅，對其劣跡噤口無言之際，欲彈劾之。卻在返邸當晚暴逝，雖然無從考究其原因與和珅有牽連，但仍然使人有所聯想。可由此體會和珅耳目遍佈之廣。此等明目張膽之舉，足見乾隆朝晩年的監察系統出現失職，甚至偏袒、保全和珅之作為。可觀察出乾隆朝晚期朝中錚豆再多，對和珅之作爲再有不滿，終究無可奈何，一籌莫展。
乾隆退位後，和珅利用太上皇的支持，試圖分裂皇權，對新君嘉慶不屑一顧。他還指派吳省蘭作為嘉慶的侍讀，表面上是負責抄錄詩集，實際上是秘密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嘉慶為了保持低調，對此採取了謹慎的策略。當有需要向太上皇上報的要事時，他寧願委託和珅代為呈遞。對於和珅及其支持者的監視，嘉慶也不敢表露出不滿，而是採用隱忍的方法來降低和珅的警惕。
直至乾隆帝駕崩，嘉慶帝才得以著手處理和珅，「四年正月，高宗崩，給事中王念孫首劾其不法狀，仁宗即以宣遺詔日傳旨逮治，命王大臣會鞫，俱得實。詔宣佈和珅罪狀，略曰：「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冊封皇太子，尚未宣佈，和珅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遞如意，以擁戴自居，大罪一。騎馬直進圓明園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大罪二。乘椅橋入大內，肩輿直入神武門，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為次妻，大罪四。於各路軍報任意壓擱，有心欺蔽，大罪五。皇考聖躬不豫，和珅毫無憂慼，談笑如常，大罪六。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跡間有未真，和珅輒謂不如撕去另擬，大罪七。兼管戶部報銷，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大罪八。上年奎舒奏循化、貴德二廳賊番肆劫青海，和珅駁回原摺，隱匿不辦，大罪九。皇考升遐後，朕諭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和珅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大罪十。大學士蘇凌阿重聽衰邁，因與其弟和琳姻親，隱匿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在其家教讀，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任意撤去，大罪十二。所鈔家產，楠木房屋僭侈踰制，仿照寧壽宮制度，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大罪十三。薊州墳塋設享殿，置隧道，居民稱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多於大內數倍，大珠大於御用冠頂，大罪十五。寶石頂非所應用，乃有數十，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勝於大內，大罪十六。藏銀、衣服數逾千萬，大罪十七。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三百餘萬兩，大罪十八。通州、薊州當舖、錢店貲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十九。家奴劉全家產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內外諸臣疏言和珅罪當以大逆論，上猶以和珅嘗任首輔，不忍令肆市，賜自盡。」[5]。亦能得知有數位大臣請奏治和珅之罪，「史廣興具疏憫珅諸不法狀，大學士劉墉亦於造膝時奏請究治。初八曰，奉旨革和珅職，拿交刑部收禁。詔儀親王、成親王、七額駙、大學士劉墉、董諫和珅家。[6]」，又見「以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福長安依阿黨附，命即革職拿問，一併查抄議罪。隨據直隸總督胡季堂條陳珅罪，請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十八曰大學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等，公擬和珅罪名，請如胡議。[7]」從此得知，嘉慶帝已下定決心處理掉和珅。
我們可以透過嘉慶帝在皇子時期所編寫的《味餘書室稿》中的〈唐代宗論〉篇來觀察。在唐代宗統治時期，發生了安史之亂，唐玄宗李隆基逃往四川，而宦官李輔國趁機擁立了皇子李亨，即肅宗，成為皇帝。從那時起，李輔國掌握了政權和軍事，甚至在後來殺害了張皇后，導致肅宗感到恐懼而去世。隨後，李輔國再次擁立了另一位大兒子李豫，即代宗。李輔國因此功績被封為尚父，變得更加傲慢，最終被代宗派遣刺客暗殺。然而，嘉慶顯然對唐代宗的這一系列舉措不以為然，因此將其形容為「以天子之尊，行盜賊之計」。如今看來，要除去和珅只需定其罪行，「肆誅市朝，一武夫力耳」才是上策。由此可見，嘉慶早在年少時就已經有了除掉和珅的意圖。
根據嘉慶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肅親王永錫等的報告，按旨前往海甸查抄和珅福長安花園。和珅花園內有房間 1,003 間，還有遊廊樓亭房間 357 間。皇帝下旨，花園內兩座金銀器皿和銀錢的房間，依例交由內務府處理。玉器、衣服和其他物品將分別挑選並交給崇文門估價。正月二十九日，內務府大臣提出報告，指導衙門進行和珅家產的查抄。查出的財產包括二兩平紋銀 960,000 兩、雜色元寶銀 680,000 兩、色銀 1,374,095.33 兩，總計銀 3,014,095.33 兩。根據規定，奏請將這些資產歸入月賬收藏。另外，三月二十八日，綿恩等上報，查抄和珅及其家人劉全等的家產。已交給廣儲司的有和珅二兩平金 33,551 兩。此外，還查出和珅開設的當鋪 12 家，以及家人劉全、劉印、劉陔、胡六自行開設的當鋪共 8 家。和珅還擁有租賃的房屋 1,001.5 間和租賃的土地 1,266.35 頃。總計估價銀 203,300 兩和價格 6,125 吊。和珅的借貸應追還的本金和利息共計銀 26,315 兩，另外還有大車 80 兩，每輛 120 兩，總共出售車輛價值銀 9,600 兩。已在各戶名下追回二兩平銀 3,960 兩，尚未交還的銀 5,640 兩。請參閱表1 [8]。
【表1】
《內務府廣儲司銀庫月摺檔 》中記錄了從嘉慶元年到嘉慶二十年的金銀收入，總計約為 30,554,000 兩，平均每年約為 1,527,700 兩[9]。與查抄和珅等人的家產相比，這三百萬兩餘額大致相當於內務府兩年的財政收入。所謂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傳言並非真實，嘉慶皇帝的主要財政來源是來自關稅和鹽務。
三、嘉慶朝之清廷中央政府財政狀況
自嘉慶元年(1796)爆發白蓮教之亂， 戶部的銀庫大幅下降。白蓮教起義，嘉慶元年戶部收入不足 600 萬兩。支出方面，銀庫存 銀從乾隆六十年的 6,939 萬兩陡然下降到嘉慶元年的 5,658 萬兩，減少了 1,281 萬兩；嘉慶二年(1797)又降到 2,792 萬兩，縮減 2,866 萬兩；三年(1798) 再減 873 萬兩，降到 1,919 萬兩；六年(1801)為 1,693 萬銀，又比三年少了 226 萬兩。[10] 白蓮教之役的軍費，《清史稿》認為耗銀 2 億，《聖武記》認為耗銀1億以上，陳鋒教授估計軍費額大約在 1.5 億左右[11]，內務府撥款 190 萬支援戰爭經費。在朝廷龐大的軍事支出中，雖然內務府銀兩的挹注僅是杯水車薪，然而嘉慶皇帝已努力撙節開支、共體時艱。
嘉慶皇帝強調「節流」，不願「開源」 。在財政方面，乾隆和嘉慶兩朝的銀兩收入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然而，黃金收入方面存在一些變化，乾隆時期高於嘉慶朝。這一差異可以追溯到嘉慶皇帝對邊疆政策相對保守的態度，例如，新疆和蒙古都有黃金礦藏，嘉慶六年，伊犁將軍松筠奏請開採 新疆塔爾巴哈台所屬各處金礦 ，但皇帝並不願意進行開採。「恐內地甘涼一帶遊民，紛紛踵至。 此等無籍之徒，聚之甚易，散之則難，於邊地殊有關繫。......仍著保寧將產金 處所嚴行封禁，勿令偷挖滋事。 [12]」這或許與嘉慶皇帝長期受到儒家教育的影響，他認為守成比開源更為重要，甚至不特意強調滿洲本位政策。
至於鑄幣的情況，在嘉慶朝出現了一定的貶值趨勢，但仍大量用於支付工匠的工資。稅關和內務府兩者都必須用來處理宮廷相關的開支，如瓷器、綢緞、以及朝貢品。值得注意的是，象徵滿洲貴族身份的「東珠」在嘉慶朝通過鹽政和稅關的監督出現了價格波動，這表明嘉慶皇帝對私人財政管理相對更為務實。
【表2】
乾隆朝內務府從關稅收入大約在 60 萬到 80 萬兩，嘉慶朝約在 30 萬至 40 萬兩之間。嘉慶時期各稅關盈餘趨於定額化，多數稅關交內務府銀一、二萬兩左右，張家口則盈餘超過三萬。 從整體稅關數據來看[13]，嘉慶朝的稅收基本上是緩慢上升的，這與出售物品的價格波動有關，偶爾可能會因天災而下降。從貿易角度來看，中俄貿易在嘉慶朝已經超過一千萬盧布，但在同一時期，徵稅單位的張家口並沒有增加稅收，給戶部的銀兩仍然保持在約兩萬兩左右，這印證了前述的保守政策。
嘉慶皇帝在即位初期積極樹立了勤儉的形象，他與民休息，共同應對時艱之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改革方面變得力不從心，而因循守舊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從關教授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從《清仁宗實錄》和《御制詩文集》中看到，嘉慶皇帝經常標榜自己為「仁君」，並秉持儒家的「重農抑商」的精神。對於全國首富，如鹽商或洋商，除了商捐外，他還讓他們購買宮廷供應的人參、玉石和毛皮。有趣的是，乾隆皇帝編纂《皇朝禮器圖式》，以珍貴物品來定義王公和官員的品級，例如毛皮、珊瑚、珠玉等。這表明嘉慶皇帝在執政時試圖通過促進農業和限制商業來維護國家的經濟平衡，同時強調王公和官員的地位。
內務府和戶部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絕對的權力劃分，它們的經費也相互往來。從嘉慶時期的內務府財政情況可以看出，皇帝將私人收入用於支持戶部的軍事用途，相對於乾隆皇帝耗費數千萬兩用於建寺廟、修宮殿和製造佛像等，這是一種更新政策。從《嘉慶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的統計中，筆者發現嘉慶皇帝從內帑中撥給戶部 445 萬兩，如果加上整治永定河、修繕北京城牆和河道的費用，應該超過 500 萬兩。其次，內務府銀庫撥給湘黔苗民戰爭 80 萬兩，白蓮教戰爭的軍費大約 140 萬兩，撥給八旗兵餉、盛京官兵的行裝、修繕士兵住所等費用約為 440 萬兩，軍費支出總約為 660 萬兩。以上總支出超過 1,160 萬兩。根據月賬檔案統計，嘉慶元年至嘉慶二十年的金銀收入約為 30,554,000 兩，嘉慶皇帝在國家支出中佔了三分之一 [14]。對一個遵循儒家思想的皇帝來說，能夠節制物質慾望，出資平息戰事，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為。這種政策表明他試圖在有限的資源下保持國家的穩定及和平。
嘉慶皇帝的個人消費在月摺檔中記錄，大致每月在 3 萬兩以下。嘉慶皇帝的生活基礎與一般人不同，他生於宮廷，享受豐裕的衣食，所謂的「節省」在他身上顯得不同尋常。以日常使用的金器為例，乾隆時使用的金器佔三成純金，相當於 6,000 兩，而嘉慶皇帝將這個數字降低到了 800 兩[15]。此外，皇帝個人喜好觀看戲劇表演，但宮廷內史景德因上奏關於京城萬聖節演戲一事而被免職。嘉慶皇帝自己在宮廷內養了三百多名藝人，甚至下令：「凡有官職的太監以及各種學習教練、學生等，在宮內和圓明園裡行走的，准許他們穿貂皮袍、海龍袍。若到外面，不准穿出。」這種明顯的內外有別，形象地展示了宮廷生活的奢華與外界的差異。此外，《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也顯示，嘉慶皇帝頻繁觀看戲劇，而且對戲曲表演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無論大小，宮廷內外的戲劇表演都引起了皇帝的關注，他的諭旨也表現出對戲劇的深刻理解。這些方面都展示了嘉慶皇帝的文化愛好和對宮廷娛樂的熱衷。
四、咸與維新
在嘉慶帝的遺詔中，並沒有明確提到「咸與維新」這一思想和主張。然而，考慮到遺詔本身具有皇帝對政權回顧的意涵，引發了關於嘉慶帝「咸與維新」的語義背景以及其與相關研究成果之間的關聯。近年來，學者重新審視了嘉慶帝的具體政策，這成為重新評估清朝中期歷史發展的基礎。一些學者，如羅威廉、王文生（Wensheng Wang）、米丹尼（Daniel McMahon）等，提出嘉慶帝的「咸與維新」改革可能是推動清朝在中期以後延續了一百多年的關鍵，從而使嘉慶帝的朝代成為中興而非中衰之朝。
與之相對，「咸與維新」一詞的古典含義，它的出處有兩個。一是《詩經》中提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這裡，「維」字充當語助詞，沒有「維新」（reform）的動詞意義。二是《尚書》中記載：「殫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這一典故後來被君王引用，見載於上諭和實錄中。
嘉慶帝即位後，他努力整頓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處理和珅的問題，但對於他的黨羽，他「不肯別有株連，惟在儆戒將來，不復追咎既往」，「以副朕咸與維新之治」。在這裡，「咸與維新」的含義是針對首犯進行治罪，而不牽連從犯，以使從犯有機會改過自新。類似的「咸與維新」含義也出現在嘉慶帝的其他上諭中；例如對「川楚教亂」參與者的處理，嘉慶帝秉持相同態度，將「敷脅從罔治之仁，播咸與維新之治」。
因此，「咸與維新」一詞本義並沒有全面性、系統性的改革含義；嘉慶朝並沒有以「咸與維新」的旗幟來實施改革措施。事實上，相關研究者可能沒有注意到「咸與維新」的古典含義，而是採用了今義來理解。因此，這個問題涉及到「維新」含義的轉變。陳教授認為，今義「維新」（reform）的出現可能源自於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才重新出現。例如，何啓、胡禮垣在《新政論議》中提到：「更張丕變，咸與維新」，才具有今日革新的意涵。到了晚清和民國時期，「咸與維新」一詞的古典和今義兩層含義出現混合使用，沒有一定的用法。
嘉慶帝親政的目的是為了遏止清朝走向衰敗的趨勢，實施了一系列維新政策，然而他的政策一直搖擺不定，導致維新失敗。在財政和經濟治理方面，嘉慶帝面對清朝經濟問題，如清釐漕務的積弊、倉庫虧空問題、以及礦業政策等，他採取了保守和妥協的政策，注重政局的穩定，更多地強調「節流」而不是「開源」，導致無法根本解決財政困難[16]。嘉慶帝的維新政策在實際執行中面臨了許多挑戰和困難，他沒有採取足夠果斷的措施來推動改革，也沒有採取足夠積極的方式來打破官僚體系的腐敗和貪污問題。他的保守政策使得清朝的財政狀況沒有明顯改善，而且在一些方面甚至惡化。嘉慶皇帝在財政經濟領域的治理整頓可以被視為失敗，因為他未能採取堅決的措施來解決清朝面臨的嚴重財政問題，也未能有效地推動。
五、結論
嘉慶帝自六歲進入上書房，直到登基為皇帝，度過了三十年的讀書生涯。他以極大的勤勉和專注，遵循著儒家格言：「創業維艱宜節儉，守成不易戒奢華」。然而，清朝在康雍乾盛世之後，到了嘉慶朝，呈現出明顯的衰退狀態。而廣為流傳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一說，透過史料記載檔案可見並非實情。
白蓮教戰爭耗盡國庫，官員懈怠，治理日趨松懈。這本該是進行政治改革的時機，但嘉慶皇帝卻更願意守成傳統祖業，堅持崇尚節儉、抑制奢華。因此，甚至像洪亮吉這樣堅決指出社會弊端的人也被流放到伊犁。此外，嘉慶朝因白蓮教戰爭花費了巨額銀兩，應該是探索新資源的時候，但嘉慶皇帝卻採取了相反的立場，以「開採礦藏會擾民，容易引發事端」為由，不斷發佈禁止採礦的詔令。這種保守的政策可能導致了國家資源的浪費和未來的困境。
嘉慶帝在財政治理中採取了保守和妥協的政策。他強調政局的穩定，更多地關注「節流」而不是「開源」。這使得他在面對清朝經濟問題時，如清釐漕務的積弊、倉庫虧空問題、以及礦業政策等，未能採取足夠果斷的措施來推動改革。他的政策導致財政狀況沒有明顯改善，反而在一些方面惡化。
其嘉慶朝的財政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因為他沒有採取足夠積極的方式來打破官僚體系的腐敗和貪污問題。這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財政基礎，使財政狀況更加困難。嘉慶朝的財政狀況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包括政策搖擺不定、對財政問題處理不當以及對財政改革缺乏決心。這一時期的財政整頓可被視為失敗，因為它未能有效地應對清朝面臨的嚴重財政挑戰，也未能有效地推動經濟改革。
備註：
- [1]《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傳一百六。
- [2]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上，頁 209-240。
- [3]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輯一滿漢大臣列傳》，卷 34，〈和珅盛住宗室額勒亨額觀祥永寧〉，（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1168。
- [4]（清）陳康旗，《郎潛紀閒初筆》，卷7，〈管侍御擬劾和珅〉，頁155-156。
- [5]《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傳一百六
- [6]《殛珅誌略》
- [7]《殛珅誌略》
- [8]賴惠敏 《 崇實黜奢:論嘉慶朝內務府財政》製表；《軍機處錄副奏摺》，檔案編號03-2408-031、034，嘉慶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 [9]《內務府廣儲司銀庫月摺檔 》
- [10]岸本美緒，〈論清代戶部銀庫黃冊〉，收入石橋秀雄編，楊寧一、陳濤譯，張永江審校，《清 代中國的若干問題》(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頁 198。
- [11]〔清〕曹振鏞等奉敕修，《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80，頁 37-2~38-1。
- [12] 陳鋒，《清代軍費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頁 266-268。
- [13]賴惠敏 《 崇實黜奢:論嘉慶朝內務府財政》製表；《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
- [14]《嘉慶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
- [15]《嘉慶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
- [16]張玉芬，〈論嘉慶初年的「咸與維新」〉，《清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頁 49-54;劉紹春， 〈簡論嘉慶皇帝在財政經濟領域的治理整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頁 66-71。
參考文獻：
- 《清史稿》
- 《殛珅誌略》
-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
- 《內務府廣儲司六庫月摺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捲，2000。
- 《軍機處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嘉慶朝內務府銀庫月摺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捲，2000。
- 〔清〕崑岡等奉敕纂，《清會典事例》，卷 263，北京：中華書局，1991。
- 〔清〕陳康旗，《郎潛紀閒初筆》
- 史志宏，《清代戶部銀庫收支和庫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 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北京：中國書店，2007。
- 米丹尼：〈朝衰、和珅及咸與維新之意識型態 〉，清華學報。2008。
- 賴惠敏：〈崇實黜奢:論嘉慶朝內務府財政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08期，2020。
- 祁美琴，《清代內務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 倪玉平，《清朝嘉道關稅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商務印書館，2019。
來源: 【嘉七恩科殿試：題組一、歷史申論】清朝自乾隆末年的和珅事件起，中國的財政出現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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