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漢酌金策略

納蘭靖軒

清朝入關前，為了適應經濟發展和擴大統治的需要，滿清統治集團的有識之士就主張積極吸收漢族法制文明的成就。
皇太極的大臣甯完我曾說過，對《大明會典》不能全部照行，只能“看會典上事體，某一宗我國行得，某一宗我國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減，
參漢酌金，用心籌思，就今日規模立個金典出來”。這種主張得到皇太極的賞識，確立了“參漢酌金”的立法指導思想，
一方面整理提煉後金政權原有的習慣法和舊法令，另一方面又大膽吸收漢族（明朝）政權先進的法律制度，並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

清朝入關以後，面對尖銳複雜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為了維護在中原地區的統治秩序，
在“參漢酌金”的基礎上，更大規模地仿效沿用明朝法律制度。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攝政王多爾袞即下令，“問刑衙門准依明律治罪”。
十月，順治帝也下令，新律制定以前，“在外仍照明律行”。第二年，又下令修律官“參稽滿漢條例”，制定統一的大清律。
順治帝在為該律所作的序文中，清楚地表明瞭“詳繹明律，參以國制” 的立法指導思想，即詳細推究演繹和吸收借鑒明朝律令，適當參考保留本民族習慣法。
在這一立法思想指導下，歷經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近百年時間，清律不斷修改完善而最終定型

虛無飄渺

滿漢各有其優，只看皇者如何運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