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

楊露 · 發表於清·嘉祐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冬）

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
How Has China Been Formed
作者：杜正勝
出版社：一卷文化
出版日期：2023/12/06

　　何謂中國？干卿底事？

　　當然有關，和我有關，和你有關，恐怕和世界大多數人也有關。近來學術界相關的著作紛紛出爐，不但在專業人文學領域內引起很大迴響，連一般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的人多有興趣。

　　雖然史學界有所謂的「預流」，也就是不落伍，而今我來談這個問題，倒不是趕時髦，湊熱鬧，其實長年以來我多所思索，然而並不因為知識累積，見聞增加會更清楚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中國文化，反而年紀愈大，愈覺得糊塗；年輕時敢於確定的答案，當我更成熟後，卻益加猶豫不決。

　　放在世界的視角，「中國是什麼？」這個問題近來之所以熱，應該是千禧年以來，中國崛起，無論經濟、政治、軍事方方面面，都在國際間產生舉足輕重影響力之故。尤其上一任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對中國開出「第一槍」，西方世界好像突然如夢初醒，開始用不同卻可能是更切實的角度來看中國，於是乎更深入地發掘中國是什麼。

　　至於我們臺灣，這個對臺灣最有切膚之痛的問題，雖然不免呈現一個分裂社會的分歧意見，不過在世界大局的迴轉潮流中，臺灣似乎能夠站上比較好的制高點，可以擺脫過去正面或負面的情緒糾葛，比較客觀地認識中國。以臺灣和中國長期的複雜關係，我們自有看法，不可能輕易地隨西潮而逐流，不過我們當然也無法遺世獨立，自外於大局。

　　想探討今日美中對峙的大局，恐怕要追溯到上世紀七○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破冰之旅」，二戰以後的美蘇兩大陣營，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壘，到這時，美國把共產陣營一分為二，轉為聯中抗蘇。不數年，毛澤東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接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又過十來年至九○年代初，蘇聯解體。由於當時中國對外韜光養晦，世界變成美國獨霸的局面。

　　美、蘇、中三角關係變動過程中，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識、態度與政策，一直走季辛吉的路線，如果說季氏成為半個世紀來西方政客對中國政策的導師，恐怕也不為過。他們總是樂觀地相信，只要扶植中國發展經濟，讓中國社會形成中產階級，並且壯大，中國的一黨專制必然會轉變，成為自由民主體制，服膺西方發展出來的普世價值，而融入世界的主流。於是他們迫不及待地為中國敞開大門，挹注中國資金和技術，並且讓中國在世界組織中享有形形色色的特權。

　　殊不知中國可不是省油的燈，所謂五千年文化也不是一句自嗨的空話，而是有其深沉奧義的。本來資本主義就不諱言利，中國更善於利用人性的貪婪，憑其所謂的人口紅利、環境紅利、市場紅利，出台紅利政策，遂在短短三十年間，從一窮二白的國家擠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一個比中古還落後的社會經濟，突然間摩天大樓林立，高鐵世界最密集，中國錢和中國人行遍天下。曾幾何時，連家養母鷄所生的蛋也不准出售的集體經濟，怎麼一下子蹦出那麼多新財主，名列世界富豪排行榜，可以讓歷史家撰寫好幾本「新貨殖列傳」，這是什麼緣故呢？

　　上世紀八○年代以下這三、四十年，中國社會經濟的巨變讓世人看得目瞪口呆，尚來不及反應時，中國突然否定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演講「中國永不稱霸」的宣示，擺出世界霸主的高姿態，不止是世界經濟大國，也是軍事大國，有力量左右、操縱許多國際組織。進入二十一世紀，國際舞臺上，中國「喝水會堅凍」（臺語，斥喝之喝，臺音hua8），一帶一路撒下彌天大網，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作世界的燈塔，宣示「東升西降」。現在的中國要為世界製訂遊戲規則，而不是先前西方期望的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

　　自由世界應該明白了吧，當你向中國政府要求尊重人權之時，卻在享受賤價勞工的人口紅利；當你高唱環保的調門直入雲霄之際，卻在利用土地環境紅利，把債留給後代中國人。西方資本家為公司營運或產品銷售，而對中國官方認定的敏感議題噤聲；影視大亨為了票房，可以修改劇本，以適應中國的「國情」。凡此怪現象，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當中國悶聲發大財時，中國真的融入西方體系，而西方也陷入中國的泥淖不能自拔。最近幾年美國終於醒了，感受到她的世界霸主地位開始動搖，中國確實就是最大的威脅，美中共生轉為對抗之局。但美中對抗截然不同於美蘇，後者如中古武士之對陣，前者卻如管道昇的詞：「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或者更像《西遊記》孫猴子鑽進牛魔王肚中。有多少美國人能明白箇中的奧妙是出在歷史和文化嗎？

　　至於已經沒落的歐洲，變得不像締造近代五百年先進文明者的子孫，也褪去昔日十八、九世紀的帝國榮光，處處仰承專制中國的鼻息，其不堪之狀，令曾經嚮往其文明之人不忍卒言。

　　三四十年來，中國的確經歷天翻地覆的大改變，但有一樣是不變的，政治不變，或者說，本質文化沒變。憶起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出，沒隔幾天，當代最著名的中國民族主義歷史家斷言：「秦始皇過去後，不會再有第二位秦始皇。」未及四十年，中國卻又出現第二位秦始皇了，十四億人口，沒有一個有異議，沒有一個敢異議，或可能異議。過去那些年頭的改革，改到哪裡去了？那些年頭的開放，開了什麼？放了什麼？凡涉及全民的行為，多與深沉的文化有關，政治只是表相而已。可見中國這池水，波瀾之下深不可測，連「國學大師」也難參透，自然讓西方論士或學者再度目瞪口呆。「中國是什麼？」這個問題誰還膽敢放言高論嗎？

　　由於臺灣與中國過去有淵源，現在的關係很特殊，面對中國變局的態度顯得更為複雜。這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歷程，遠且不談，即使是當代，也要從上世紀五○年開始，臺灣經歷了「自以為是中國」到發覺「其實不同國」的變化。我說過，臺灣仍陷入一個社會分裂的階段，即使上面這句簡單陳述，我相信也有不同的看法。不過，我只說說歷史大勢，一介匹夫不可能為未來定調，甚至連預測也不敢。

　　今天臺灣社會大概從九十歲以下到三十歲之間，含括幾個世代都受過國民黨史觀的歷史教育，都經歷「做個堂堂正正中國人」的時代，也被塑造成為中國人。隨著國內外局勢變化，生活在臺灣的人，對自我身分的認同就在「中國」與「臺灣」這道光譜間擺盪。社會調查的證據明白顯示光譜與時俱進，傾向於「臺灣」這端。即使你屬於「中國」一端，只要生存在臺灣，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也都面臨中國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封鎖，不讓你成為完整的世界成員。在世界舞臺上，中國對臺灣的霸凌已超過文明的底限，單就這點來說，我們不該反省過去所謂的「禮義之邦」嗎？不該仔細思考「何謂中國」這個問題嗎？

　　然而我之觸及「何謂中國」，係我反省長年研究中國歷史後結果，始於一種學術探索，當初的現實感還沒有後來那麼強烈或自覺。而今，現實觀察毋寧只是用來驗證我的研究成果而已，我雖然有立場，但絕對不是先射箭再畫靶，先有政治觀點再用史學粉飾。正式公開提出這個問題，應該追溯到二十多年前，上世紀末，我應日本秦漢史學會之邀，在他們的第十一回（一九九九年）年會上發表的專題演講，講述古代政治文化從多元到不同程度的一體性的出現。我從學術上檢驗考古家蘇秉琦之破除「中華大一統」到社會學家費孝通因應現實的「多元一體格局」，評述他們的說法，以理解歷史事實和學術觀點的辯證關係。當時我演講的主要內容集中在先秦時代，尤其是考古資料的詮釋；不過最後一節餘論提出了「漢化假說」，我說漢文化成為一元性文化，與政治的帝國一統互為表裡，於是涉及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中國文化？種種看似簡單卻不易說清楚的問題。當時我並沒有給出什麼答案，算是給自己開了一張研究支票，作為日後的功課。

　　西元二〇二〇年，在世界開始從過去三、四十年的中國迷夢中普遍地覺醒時，我應政治大學「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之邀，發表系列演講，主題是「重新認識中國」，終於稍稍兌現二十多年前的許諾，也回應近年來世人關心的「何謂中國」這個問題。講座首揭「大歷史的中國速寫」（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演講相當概括，兩年後寫下比較細緻的論述，改為本書的題目，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古今論衡》發表。

　　「何謂中國」？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是什麼？這些可能人各異說的問題，似乎熟悉，其實牽涉整部中國歷史，非常複雜。我直接的反應是沒有平面的答案，答案應存在於長期累積的過程中，所以是一個「大歷史」問題。個人從事專業研究多年，到晚年才了解到歷史的探索，不但要沿波討源，尋根究柢，還要由表及裡；不但要理清演變痕跡，還要揭發本質，這樣才可能概括其面貌而深入其精神。歷史既要見其貌，又要得其神，便非「大歷史」不可，而「大歷史」則非「速寫」難以見其面目。

　　本書嘗試對中國作一概括性的速寫，只考察中國是怎麼形成這一層，算是中國史的骨幹。以我長年研究的領悟，絕對不要抱持一言論定的幻想，也不要期待有什麼大師或大理論可供依循。我們的原則是盡可能避免淪於虛玄，本著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和態度，從可信的史料作成合理的論述；憑藉史學的看家本領，平實地追踪「中國」的演變軌跡。我們想看看古今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至少希望獲得一些比較可靠的答案。

　　俗話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然而天下的道理，自其大者觀之，無物不小；自其小者觀之，無物不大。歷史也一樣，大處著眼，即使百年也成了小單位，故謂之「大歷史」。大，容易流於粗疏，再下一步便是膚淺；不過史家大歷史的書寫要像畫家速寫，寥寥幾筆，勾勒出形象的面目，又穿透其內在世界。

　　中國，不論名或實都有其發展過程，本書這幅中國速寫，從時間的演進和地域的延伸，看看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從中了解中國過往恆久性的特點，並考察中國人與異民族或外國人相處的基本態度，這些態度反應在現實的政經關係，也是他們內心的寫照。

楊露 · 發表於清·嘉祐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冬）

在當今多元化的歷史研究領域中，史學的歷史不再像一百年前那樣僅為捍衛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目的。儘管如此，史學史依然是我們反思歷史知識和當代史學的關鍵基石。當今的歷史學家是否仍堅持「有限證據，有限論述」的原則？他們是否認為直接證據比間接證據更有力？是否相信擁有充足的歷史材料就能完全還原過去？或者是否還在將神話和傳說排除在歷史之外，認為詩文和小說雖可協助「證實歷史」，但不應視為歷史的一部分？

這些似乎是「祖傳」的歷史研究方法和觀念仍然在當今歷史學界中深根固柢。雖然民族國家的概念似乎在消解，但支撐它的科學論述和學術規範仍然影響著我們今天的歷史思考方式。

史學史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讓作為歷史研究者的我們反思，覺察這些我們曾經相信的觀念、方法和歷史論述是在何種情境和脈絡下形成的，以及如何被我們接受為事實。為了未來，歷史學者應持續探索史學史的研究方向，並專注於近代歷史知識的轉型。

而對於「中國」這一概念，杜正勝老師的觀點相當值得一讀。